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中南海的会议室外，发生了一场改变命运的对话。
国务院例会刚散，陈永贵站在门口等人。
他身材不高，只有一米六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那是他从山西带来的老式样。
脸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原的沟壑，写满了困惑和不安。
他等的人是邓小平。
01
见到邓小平走出来，陈永贵赶紧凑上去打招呼，把他请进休息室。这位当了六年副总理的农民，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会议室到休息室不过二十几米的距离，陈永贵走得格外沉重。
坐下后，陈永贵也顾不上客套，竹筒倒豆子般说开了，小平同志，你这些天天天开会，一个新想法接一个新想法往外冒，我这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我就想问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现在还算不算数？
这话一出口，休息室里的气氛立刻凝固了。
邓小平吸了口烟，看着陈永贵笑了笑。
那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笑，既有对老同志的理解，也有对其固执的无奈。
随后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开口说的话却不留情面：永贵同志，你这问题提得可真够幼稚的，简直像三岁小孩。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比你更有发言权。
你入党才多少年？
我建议你还是先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好好检查检查自己吧。
话说得够直白。
要知道，陈永贵是1948年才入党的，那年他已经34岁了，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当民兵队长。而邓小平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陈永贵才9岁，还在给地主家放羊。
论党龄，邓小平比陈永贵整整早了24年，论革命资历，更是天壤之别。
这场对话之后不到两年，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这个中国历史上独一份的农民副总理，就这样退出了政治舞台。
会议记录显示，他的辞职报告只有短短三百多字，没有任何辩解，也没有任何不舍。
02
说起陈永贵这个人，那真是个传奇。
他1915年2月14日出生在山西昔阳县乐平镇大寨村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早亡，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
陈永贵从7岁开始给地主放羊，一天挣5个铜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直到解放后在扫盲班学习，他才勉强认识几百个常用字，写字的时候笔画歪歪扭扭，像小学生一样。
1953年，陈永贵当上大寨村生产队长。
这个村子穷得出名，全村180户人家，人均耕地不到1亩，而且都是坡度在40度以上的山坡地，一下雨泥土就被冲走。
陈永贵带着村民苦干，用了十几年时间，把4700多块零碎地改造成2900多块梯田，粮食亩产从1953年的150斤提高到1963年的780斤。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主席亲笔批示，农业学大寨。一夜之间，陈永贵成了全国劳模，名声响遍大江南北。
当年全国就有3万多个参观团、120多万人次涌进大寨这个小山村参观学习，把村里的路都踩出了深深的车辙。
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
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从山沟沟里的生产队长到国家领导人，这跨度大得惊人。当时全国有9亿6000多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82%，接近8亿人，陈永贵的出现让无数农民觉得，咱农民也能当大官。
但问题就出在这儿。
让一个基层干部管好一个180户的村子，带领400多口人种好1000多亩地，那是他的本事。可让他去制定全国的农业政策，协调几亿农民的生产，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邓小平后来在1983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感慨说得很实在，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到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陈永贵的思想跟不上了。
1978年5月开始的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持续了大半年，《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全国上下热烈讨论，但陈永贵始终拒绝参与。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搞包产到户，随后这股风吹遍全国，可陈永贵坚决不同意在大寨下放自留地，还在1979年的全国农业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
他认定自己那套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方式才是对的，要扛到底。
政治局多数同志都认为他该停职检查了。
1980年9月，中央专门开会讨论陈永贵的问题，23位政治局委员中有19位明确表示他应该辞职。
这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时代在往前走，他的脚步跟不上。
03
辞职后的陈永贵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
他主动找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说自己不当领导了，就不能再住原来的房子。
这态度很端正，没有任何留恋。
当时他住在中南海附近的一栋独立小院，院子里种着他亲手栽的蔬菜，还养着几只鸡。组织上说可以继续住，但他坚持要搬。
1981年3月，他带着老伴宋玉林和几个还没成家的孩子，搬进了木樨地的一座普通公寓楼，住在12层的一套三居室里，建筑面积90多平米。
这房子没有特别待遇，就是普通的干部楼，月租金32块5。但陈永贵住得很踏实。
他在阳台上养花种草，弄了十几个大花盆，甚至在花盆里种上了玉米和西红柿。那年夏天，他阳台上的玉米竟然结了四五个棒子，西红柿也收获了十几斤。
这个在黄土地上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农民，离不开泥土的气息。
每天早上六点多，陈永贵就起床了。
他拿着一把竹扫帚，从12层一直扫到1层，把12层楼梯、24段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层楼梯有18级台阶，12层就是216级，他每天上上下下要走四五个来回。
邻居们开始不知道他是谁，后来认出来了，都觉得这老头太实在了。
楼长专门在楼道里贴了张纸条，请大家不要乱扔垃圾，陈老爷子每天义务扫楼很辛苦。
去菜市场买菜，也是陈永贵的日常。木樨地附近有个农贸市场，每天早上七点开市，陈永贵经常去那里买菜。
有次是1982年春节前，他去买白菜，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认出他来，激动得不行，嗓门特别大地喊：这不是陈大叔吗！
赶紧叫经理出来。
经理是个老北京，二话不说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大白菜、萝卜、芹菜，足有二十多斤，说什么也不收钱。
陈永贵急了，从兜里掏出5块钱扔在柜台上，拎着菜扭头就走，从此再没去过那家店。
他跟老伴说，我最怕的就是搞特殊化，咱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
国家给他配了专车，一辆上海牌轿车，还有专职司机，但他基本不坐。
他喜欢挤公交，坐地铁，跟普通乘客聊天。
从木樨地到东郊农场，坐地铁转公交需要一个多小时，陈永贵就这么来来回回跑。有人认出他来，他也不躲不藏，笑呵呵地跟人摆龙门阵，聊家常，还经常问人家菜价、米价，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北京老百姓对他印象特别好，都说这老爷子没架子，是个真正的老农民。
陈永贵也常感慨，北京人对咱真不赖，给我这个山西老汉面子。
04
闲不住的陈永贵在1981年5月给中央写信，毛笔字写得歪歪扭扭，说自己才66岁，身体还硬朗，还能干点活，不想白拿国家工资。
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情况，就安排他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每月补贴80元。
这顾问可不是挂名的。东郊农场位于朝阳区东五环外，占地面积6000多亩，有职工800多人，主要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禽。
陈永贵规定自己一周去农场上一天班，每周三准时到，风雨无阻。
但干起活来特别认真，穿着胶鞋下地，戴着草帽巡视大棚，跟农场职工讨论种植技术。
农场有什么事情办不成，有什么东西买不到，都找他帮忙。
1983年农场要进口一批荷兰的蔬菜大棚设备，资金审批卡在农业部，陈永贵亲自跑了三趟，找老同事帮忙协调，最后批下来150万元专项资金。
1984年农场职工住房紧张，20多户年轻职工结了婚还挤在集体宿舍，陈永贵给市房管局打电话，帮忙申请到了一块宅基地。
这就是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经验，在基层这个层面，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真正让人感动的，是他思想上的转变。
据时任昔阳县委书记陈大斌在1986年发表的文章《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中回忆，1985年秋天，陈大斌去北京出差，专门去木樨地看望陈永贵。
两人聊到农村改革，晚年的陈永贵对他说，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包产到户。
我为啥要反对？
你看现在，不用搞运动了，不批不斗了，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一下就上来了。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多亿斤，比1978年增加了2000多亿斤。
市场上吃的用的，啥都有了，肉蛋奶都敞开供应。
我这个人最认真，我咋能不服气呢？
我现在高兴着呢。
这番话说得坦诚。刚开始那几年，陈永贵确实想不通，嘴硬说要扛到底，还在家里写了好几本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字迹潦草但情绪激烈。
但退下来之后，他冷静了，也看明白了。
全国农村改革的成果摆在眼前，农民的日子确实好起来了。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比1978年的134元增长了165%，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盖新房，买电视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事实胜于雄辩，他完成了思想的大转弯。
这个转变很不容易。一个在某种思想体系下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要承认自己过去的坚持有问题，需要很大的勇气。
陈永贵做到了，这说明他骨子里还是个实在人，认死理，但也认事实。
1986年3月26日上午9点40分，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
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来了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的农民和基层干部。骨灰最终安葬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虎头山上，墓碑上刻着简单的几个字：陈永贵同志之墓。
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从农民到副总理，再从副总理回归平民，这样的人生轨迹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他主政大寨30年，让一个穷山村变成全国典型；他当副总理6年，却因思想跟不上时代而黯然离场；
他退休后5年，用实际行动完成了自我救赎。
他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个人的命运始终和时代紧密相连。
时代选择了他，也淘汰了他，但他最终选择了理解时代。
这份转变，比他当副总理更值得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