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年初，上旬之际，中央军委于京西宾馆召集了一次规模扩大的军委会议，旨在探讨稳定军队的策略，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文化大革命”对军队造成的冲击。
随着“文革”的展开，全国各地纷纷掀起批斗“走资派”的风潮，众多军队领导干部亦未能幸免，遭到揪斗。前来参会的军队领导们，亦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造反派的影响与冲击。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透露，该军区共有八位负责人遭受批斗与跪罚之苦。在极度愤懑之下，许世友退守大别山，愤然表示，若有人敢对其加以迫害，他将不惜开枪自卫。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曾言：“首都‘三司’的学子来福州滋扰，以致影响到了战备工作的正常开展。若此类情况持续，我或许将不得不效仿游击战术，隐入山林。”
众多与会者担忧，若任由造反派持续这般行为，军队秩序必将陷入混乱。
本次会议由林彪授权叶剑英担任主持，周恩来同志频繁出席，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亦不时加入。尽管会议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央文革”及其时代背景的干扰与影响，但在林彪的坚定要求与叶剑英的精心主持下，确保军队稳定的议题始终如一，贯穿于整个会议的始终。
会议通过了数份重要文件。
首先，《中共中央关于禁止将斗争焦点对准军队的通知》。
二是《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本文件明确指出：所有战斗人员、政治工作者、勤务人员、医护人员、科研人员以及机要工作人员，均应恪守本职，严禁擅自离岗。对于任何擅自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须立即返回各自所属地区和单位，严禁在北京及其他地区逗留。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冲击军事领导机构，亦不得干扰军队的战备体系和保密体系。
在制定这个文件前，林彪紧急约见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口授了七条意见。叶、徐、聂帅都表示同意。
这个“七条”，很快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可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七条”。叶帅与江青、陈伯达等人争论得很激烈。后来叶帅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一下毛主席？林彪决定立即带徐帅（徐向前，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见了林彪，同意了这个“七条”，还提议再加上一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样就成了“八条”。毛泽东在文件上批：“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三是《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若干规定的通知》。该文件明确指出：军以上级别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活动，应严格在党委的指导下展开。军队领导机关不应组建各类“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并且严禁发生自下而上的权力夺取。对于军以下级别的机关，应始终坚持正面教育的方式，严格禁止实行所谓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上述文件的出台，彰显了林彪致力于稳固军队、尽可能降低“文革”对军队影响的坚定意志。
不料，1967年2月19日，“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这个会议由关峰（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
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陈伯达还指责萧华：“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而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做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
萧华此刻置身于主席台之巅，面色交替于赤红与惨白之间，终是按捺不住心绪，起身而立，恳求道：“能否允许我进行一番辩解？”
陈伯达则反驳道：“我们不愿聆听你的言论，若执意发表，那就请在斗争的大会上发声。”
此刻，叶剑英怒火中烧，猛然拍案，力道之大以至于自己的小指骨断裂。他愤然斥责陈伯达：“陈伯达，你无中生有！你怎敢对萧华无端指责？这分明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将地方搞得乌烟瘴气，如今又要挑起军队的风波。这种行径究竟有何益处？你们究竟意欲何为？”
叶帅勃然变色，众人不禁相互交换了惊愕的目光，那晚的会议最终在不愉快的气氛中落幕。
然而，谁料想，就在当夜，萧华的住所不幸遭受了北京军区文工团以及若干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围攻。这些造反派不仅对萧华的居所进行了查抄，还夺走了家中部分文件与档案，更企图将萧华带走。在紧急关头，萧华只能选择从后院翻墙而出，逃至西山叶帅的家中寻求庇护。
叶帅怒不可遏，即刻拨通电话向毛主席汇报，恳请指示。
毛主席曾言：“拘捕萧华、抄没家产以及掠夺档案之举均非正当。”随即，他即刻召见江青，指令她亲自前往萧华宅邸，妥善处理此事。
江青无奈之下抵达萧华府上，对在场的军队造反派斥责道：“是谁允许你们闯入我家抄家？又是谁指使你们对萧华进行批斗？立刻撤离！务必在天亮前将所有‘打倒萧华’的标语遮盖完毕。”一番严厉的训斥后，造反派被驱散。
翌日清晨，20日的七点半钟，杨成武于京西宾馆内召集众人，继续召开会议，并就抄查萧华住所一事进行专项传达。他言道：江青曾嘱托他向各位通报，关于昨晚在萧华家中发生的状况，业已查明真相；泄露会议机密者，正是杨勇（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于前一晚散会之后，便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关于此事，杨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杨成武亦传达了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毛主席明确表示，对抓捕萧华、抄家以及抢夺档案的行为持反对意见。
自本次会议召开之后，“中央文革小组”随即作出决定，将杨勇予以逮捕。
在20日的上午，叶帅亦向林彪详细汇报了前一晚会议的经过，以及随后的抄查萧华住所的事件。听闻此事后，林彪勃然变色，立刻吩咐秘书拨通电话，召唤江青至毛家湾（林彪住处）来一趟。
午后三时，江青莅临林彪府邸，旨在就前晚发生之事向林彪作出说明。
林彪见到江青便怒不可遏，不等江青发言，便勃然大怒，如连珠炮般地质问江青：“你们宣称解放军已濒临修正主义的边缘，甚至误入资产阶级歧途，究竟有何依据？提及‘三座门’便怒气冲冲，如此放肆，这不就是对军队与军委领导的无端污蔑吗？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创立并亲自指挥的，若说其已步入修正主义，这该如何解释？你们如此仇视军队和军委领导，我无法忍受，我无法继续担任此职！难道辞职也是不可能的吗？我要向毛主席汇报，他们未与我商议便对萧华恶言相向，煽动抄家、抢夺档案，这是何居心？他们未经军委批准，擅自干涉军队事务，意图削弱总政，这难道是毛主席的旨意？我要面见毛主席，恳请毛主席免除我所有职务。”
林彪言辞间，江青屡欲插言以澄清误会，却屡遭林彪的斥责与怒骂，致使她无法完整表达己见。
林彪稍作停顿后，江青紧接着说道：“林副主席，请您平息怒气，我愿意讲几句话。关于‘军队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一说法，并非出自我之口。我因昨晚未出席此次会议，陈伯达担任组长，我仅是副组长，故无权阻止他的发言。”
林彪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决策权难道完全由你一手掌控？分明是你独断专行！陈伯达参会你难道不知情？他即将发表何种言论，你也一无所知？未经你许可，他竟敢擅自发言？”
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林彪听至此，怒火中烧。他猛然将身旁的茶几推翻，疾言厉色地说：“何谓清规戒律？《八条命令》乃毛主席亲自签署发布！难道你们非要将军队搅得一团糟才肯罢休？军队一旦混乱，究竟有何人从中得利？难道连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也要被你们推翻？”
在盛怒之中，林彪连声疾呼，命警卫参谋即刻备车，对江青言道：“我们二人即刻前往拜见毛主席，将此事说明白。若是我的过错，我愿意辞职，不再担任此职！”
此刻，叶群察觉到声响，急忙步入林彪的办公室。
林彪一瞥见叶群，便激动地喊道：“叶群，你来得正好！我与江青闹翻了。我这就去见毛主席，向他提出辞职，不再担任此职！”
叶群急忙插入两人之间，焦急地恳求他们停止争执。
叶群深知在此情形之下，林彪若与毛主席相见，恐难以保持冷静，难免引发一场骚动。于是，她跪在林彪面前，紧紧抱住他的腿，阻止他离去。她诚恳地对林彪说：“你和江青同志素来交好，共同承担着重大责任。在这艰难时刻，不宜争执，应心平气和地交流。你们应相互体谅，若是争执外扬，影响颇大，对双方均无益。”
随后，叶群对江青同志说道：“还请江青同志莫要介怀，林总性子确实较为急躁，此刻正处于情绪激动之际。待他平复心情，我们再详加商讨。现阶段不宜急于寻求解决方案，更不宜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以免打扰到毛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见状，忙向林彪道歉说：“您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您可以批评我。您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骂萧华、抄家、抓萧华，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言毕，叶群便劝慰林彪道：“江青同志业已接受批评，并向您表明了立场，望您不要再纠结于此。”
江青态度缓和，林彪随之沉默，便缓缓地坐到了沙发之上。
叶群紧握着江青的手，一同坐下，随后不吝赞美之词，对江青大加称赞。最后，他陪伴江青乘车返回了钓鱼台。
此次林彪对江青的怒斥，所掀起的波澜深远，亦在彼此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场矛盾与争斗，自“九大”起便持续不断，直至1970年的庐山会议，再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的悲剧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