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杨振宁先生与李政道先生之间的那段往事，堪称科学史上最为知名的公案之一。
1957年，因其在宇称不守恒理论上的卓越贡献，他们携手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科学领域里的璀璨双子。
1962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发生了决裂，自此在科学领域不再携手合作，彼此的友谊亦随之烟消云散。至于二人分裂的真正原因，杨振宁和李政道偶尔会提及一二，然而各执一词，真相仍旧对外界隐藏。
1986年，李政道在其著作《破缺的宇称》中对李&杨的关系进行了形象而鲜明的比喻。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要，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金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杨振宁赞李政道：
政道先生乃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其吸收知识的能力尤为出众，且勤勉工作，不遗余力。然而，他在数学领域的造诣略逊色于物理，因此尽管他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却鲜有突破性的重要贡献。
李政道赞杨振宁：
杨先生才智超群，在数学与物理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堪称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1954年，杨与米尔斯共同发表了关于同位旋规范场理论的研究论文，这标志着著名的“杨-米尔斯方程”的首次亮相，该方程在现代物理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杨振宁先生拥有一颗极具洞察力的头脑。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
季羡林先生的子女季承，曾长期担任李政道的得力助手达十二年之久。在由季承执笔撰写的《李政道传》这部三十万字的巨著中，他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李政道与杨振宁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纷争的幕后真相，这一纷争的核心，正是关于名字排序的争议。
时间背景
季承坦诚道：“在描绘他们的纷争时，我秉持着客观的历史写作态度，忠实记录事实，力求公正无私，不妄加评判。”面对这段纷争，杨振宁与李政道均深感遗憾，却各执己见。尽管杨振宁将友情破裂视为他一生的痛，但他却是最先向外界揭露所谓“真相”的人。
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对这段恩怨有何见解？在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我与杨振宁的分歧，无疑是中华民族遭遇的一件重大悲剧，然而，这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无法回避。”
同时，我们对真相进行了公开阐述：“我和杨振宁之间的争论核心在于：关于1956年我们共同发表的论文，该论文于1957年荣获诺贝尔奖，其中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理论突破，究竟是由谁首先提出的。”
初 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等人指出，研制原子弹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专业人才，因此他们提议选拔一批优秀人才赴美深造。
李政道于1946年远渡重洋抵达美国。然而，由于美国对原子弹制造技术的保密政策，考察团不得不宣告解散。根据相关指示，团员们可利用所获得的经费在美国继续深造。李政道遂选择前往芝加哥大学，跟随费米教授深入研究理论物理学。
彼时，杨振宁正任职于芝加哥大学担任助教一职，接到吴大猷的告知后，便为李政道等人提前在大学的国际公寓中预订了住处。身为西南联大的同窗，杨振宁虽与李政道同校，却高出两级。这次会面，标志着李杨二人的首次相见。
同校之缘，我们的交往自然而然地展开。很快，我们开始携手合作，共同发表学术论文，并在日常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 作
博士学成归来后，1950年，李政道踏足伯克利加州大学，开始了他在物理系担任助教的工作生涯。然而，彼时正值朝鲜战争硝烟弥漫，加州地区反华情绪高涨，这使得他在那里的生活并不愉快。
在1949年的秋季，杨振宁踏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他了解到李政道在加利福尼亚的动向，于是两人商议，决定邀请李政道一同前往普林斯顿，以便共同开展研究工作。
书中记载，杨振宁拜访了院长奥本海默——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并恳请他致信李政道，发出邀请。随后，在1951年9月，李政道携夫人一同抵达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毗邻而居，彼此间关系亲密，往来频繁。此刻，杨振宁正投身于对两维伊辛模型磁化现象的计算研究之中，他热切希望李政道能够加入其中。季承在文中记载道：“这标志着他们合作的真正开端。”
1951年秋季，他们携手撰写了两篇关于统计力学的学术论文，首次对各类热力学函数作出了精确的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揭示了在经历相变时，这些热力学函数无法进行解析延拓的现象，这一发现为统计力学领域的研究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两位中国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科学巨擘爱因斯坦的极大关注。1952年某日，他们有幸与爱因斯坦会面。交谈持续了很长时间，爱因斯坦提出了许多深入而细致的问题。在谈话结束时，爱因斯坦起身与李政道握手，语气诚恳地祝愿道：“愿你在物理学的道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两位年轻才俊在普林斯顿的携手共进与卓越成就，以及他们之间以及各自家庭间的深厚情谊，一时之间传为美谈。奥本海默曾赞誉，李政道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论道解惑，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
第一次分手
在普林斯顿的研究生涯中，李政道既收获了卓越的成就，又沉浸在愉悦的氛围中。然而，一场争执悄然浮现，导火索是他与合作者共同撰写的两篇论文在署名顺序上的争议。
这两篇论文的集结标题为《状态方程与相变的统计理论》。其中，《凝聚理论》一文由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署名，而《格气和伊辛模型》则由李政道与杨振宁联名发表。
季承在文中记载，在首篇论文的完成之际，按照学术界的常规，作者署名应依照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理应标注为“李政道与杨振宁”。然而，杨振宁却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若李政道无异议，他能位列李政道之前。此因杨振宁自认比李政道年长四岁。李政道对此提议颇感意外，最终勉力应允。
在第二篇论文的署名环节，李政道成功劝服杨振宁依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了调整。
署名争议导致两人关系出现裂痕，李政道最终选择与杨振宁终止合作。即便他在普林斯顿的研究所又工作了长达一年半，两人却再也没有共同发表过论文。
李政道对论文署名之事始终萦绕于心。彼时，他未曾料到杨振宁的妻子杜致礼——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亦涉足其中。杨振宁回忆称，在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排序上，他曾有意将李政道的名字置于首位，鉴于李政道毕业后科研之路颇为坎坷，他希望能伸出援手。然而，杜致礼凭借“女性的直觉”出面劝阻，认为李政道并非值得她如此信任之人。
李政道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普林斯顿，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一职。转眼间，到了1956年，即他29岁那年，他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本意是告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与杨振宁拉开一定的距离。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却促成了他们合作的重新启动。
1953年，杨振宁赴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期间与米尔斯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论文。该论文中，他们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然而，李政道当时对论文的基本立论是否准确深表疑虑。一次，杨振宁拜访哥伦比亚大学时与李政道会面，李政道将他的疑虑向杨振宁表达。一番热烈的探讨之后，杨振宁认同了李政道的观点，并同意共同署名，按照李在前、杨在后的顺序，发表了题为《重粒子守恒与普适规范转换》的论文。
此事促使他们再次携手合作，这无疑是他们物理旅程中一段充满浪漫与神秘色彩的记忆。在李政道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他如此描绘：“自1956年至1962年，杨与我共同撰写了32篇论文，内容涵盖粒子物理至统计力学，我们的合作既紧密又丰硕，既有竞争又有协调。我们并肩作战，各自发挥出最强大的潜能。这种合作所带来的成果，远超个人独自努力所能达到的高度。”
他们在此期间共同取得的诺贝尔奖级科研成果，正是这段时光的结晶。
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发现，被公认为20世纪物理学的重大革命。正如《李政道传》所记载，这一创举的突破口首先由李政道同志成功开辟。
1956年，大约在四月末至五月初的一个清晨，杨振宁驾驶汽车从长岛驶向纽约，目的地是哥伦比亚大学，他此行是为了拜访李政道。两人在李政道的办公室里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讨论。随后，杨振宁需将停靠在街头的汽车移开，于是他们一同步出办公室，走上街头。待车辆妥善停放，因各饭馆尚未开门，他们便就近选在125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白玫瑰咖啡厅边享受咖啡，边继续他们的讨论。李政道将最新的研究进展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见解，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杨振宁。
力劝李政道暂缓发表那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他认为，这是项极具影响力的重大突破，理应迅速行动，一举拿下整个弱作用领域。如此一来，研究将更加全面，其意义也将更加深远。
李政道深感此言极是，并坚信若杨振宁加盟，必将使整个项目更上一层楼。
两位伙伴展开了一场友好的竞技。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他们顺利完成了所有β衰变的分析工作。这项任务要求进行大量的计算。在计算能力上，他们旗鼓相当，均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经过一个月的深入研究，他们顺利完成了相关过程的分析，并据此撰写了论文。该论文由李政道亲自执笔，署名亦由李政道领衔。正是这篇一时间广受关注、最终荣获1957年诺贝尔奖的杰出论文。
决 裂
1957年秋季，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宣布，将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予李政道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
11月，李政道开始着手为即将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荣誉而进行各项准备。这其中包括撰写发言稿和演讲稿。在那个时期，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方公告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两位科学家的名字顺序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保持一致，李政道名列前茅，紧随其后的是杨振宁。
书中提及，出人意料的是，抵达斯德哥尔摩后，杨振宁突然提出，在授奖仪式上，他期望能够依照年龄之序，先行于李政道而获颁奖项。与此同时，他的夫人杜致礼也希望在晚宴中能够得到国王的陪同，换言之，她希望在步入晚宴会场时位列首位，紧随其后的是杨振宁，而皇后则将陪伴在他的身旁。
李政道对此感到极为惊讶，并坚决反对此举。然而，杨振宁并未放弃，转而向李政道的夫人秦惠寻求支持。秦惠向李政道指出，若因此事引发笑柄，让外国人瞧不起，实在有失体面。在秦惠的劝说下，李政道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这段故事成为了一个小插曲，尽管李政道心中略感不悦，但诺贝尔奖的荣光很快便将那份不快冲淡。然而，不久之后，一篇文章的发表却将他们推向了分裂的边缘。196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伯恩斯坦所撰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详细记录了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揭示宇称不守恒现象的历程。
彼时，李政道已重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间，他收到了伯恩斯坦教授的论文校样，并未进行过多的修改。然而，杨振宁却提出了众多宝贵意见。他指出，文章中存在“一些令人困扰的段落”，建议与李政道进行深入探讨。
杨振宁指出，在文章的某些段落中，他期望将自己的名字置于李政道之前，同时，鉴于杜致礼女士比秦惠女士年长一岁，他也希望她的名字能够排在秦惠之前。翌日，杨振宁前往李政道家中，提出在文章中凡提及“李和杨共同撰写”之处，均需添加注释，以阐明此举系遵循字母顺序的惯例。
李政道对于这些针对杨振宁的过高要求感到颇为乏味。那晚，杨振宁再次拨通电话，表示或许那些注释并非必须添加，但他强调，在文章中应将二者并称为“杨和李”。
李政道心中充满了失望，无奈之下，他提议双方今后不宜再继续合作。书中记载，杨振宁闻言，情绪激昂，不禁泪流满面，声称他极愿意持续携手共进。然而，李政道却深感无力回天。最终，两人达成共识，决定暂时中止合作。
在当年的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提交了离职申请。奥本海默听闻此事后，深感惋惜，尖锐地评论道，李政道不应再投身于高能物理领域，而杨振宁或许应当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各执一词
自然，这仅仅是李政道一方的陈述。在《李政道传》一书中，作者季承亦努力融入杨振宁的观点，以期达到叙述的平衡。
在1982年所著，并于次年出版的《文集》中，杨振宁于《初识李政道》一文中记叙道：“他天资聪颖，勤勉好学。我们之间相处融洽，不久便结为挚友。费米成为他的学位论文指导者，然而他往往更倾向于向我请教。因此，在芝加哥那段时光，实则我成了他的物理学导师。”
在《与李政道的最后一次携手》一文的后记中，杨振宁对两人之间的合作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他如同一位兄长般待我。自1950年代初在粒子物理学与统计力学领域崭露头角以来，我在合作中始终扮演着资深成员的角色。我深知不应成为他的阻碍，于是有意退居幕后，全力在事业上给予他支持。与此同时，我在公众面前始终保持沉默，对合作的真正内涵守口如瓶。”
在1982年所著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的跋中，杨振宁的叙述与李政道的版本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探讨焦点聚焦于θ-τ之谜。关键时刻，我灵光一闪，意识到有必要将产生过程的对称性与衰变过程进行分离。据此，若假设宇称在强相互作用中得以保持，而在弱相互作用中则不再成立，那么θ与τ将同属一种粒子，且其自旋和宇称为0——这一结论源自强相互作用的分析——便不再显得棘手。起初，李政道对此观点持反对态度。经过我的一番努力，他最终接受了我的观点。”
无解的谜局
李杨二人之间的纠葛，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个人层面的界限，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基础学科未来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与李政道相继踏上归国之旅，他们的访问对中国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季承在文中提到，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发展问题上，我国历来存在诸多分歧。然而，随着李杨这两位享誉世界的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归国，以及他们对此领域的积极参与，原本的学术争论逐渐沾染了个人情感的色彩，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李杨二人不和的异地之战。
李政道力挺建设高能加速器，而杨振宁则持不同意见；李政道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杨振宁则坚定主张发展应用科学。
季承坦言：“在描绘他们的恩怨时，我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如实记录，不偏不倚，亦不轻易下结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已成为科学史研究的一部分。其间的对错是非，理应由历史来评判，应由科学史学者深入探究。至于最终的结论，恐怕无人、无机构能够轻易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