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师哲先生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作者：
访谈录丨师哲 [曾任毛主席的俄文译员，中央编译局的首任局长]
李海文，中共党史研究员
01
初见毛主席
启程于莫斯科之际，共产国际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两大箱丰富物资，包括奶油、奶酪、各式罐头、饼干、糖果、巧克力、烟草、酒水等。旅途中，恩来同志提议大家放弃西餐，转而享用中式菜肴。此建议迅速获得全体成员的赞同。然而，一些长期居住海外的同志对此表示困惑，他们不理解为何要将这些食品运往延安，认为这如同将重石背负上山。
翌日清晨，恩来同志亲自查验了食品箱，随即向我指示：“将这两箱食品移交给警卫员，务必送往杨家岭（毛主席的居住地）。)”
此刻，我才如梦初醒，深切感受到周副主席心中始终挂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尽管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中却能窥见恩来同志崇高的品格。常言道，以小见大，而这句成语在此处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一道理。
重返延安，重返离别十五载的祖国怀抱，我踏上了家乡的土地，每日耳畔萦绕着久违的乡音，处处洋溢着亲切与熟悉，同时又不乏新奇的感受，激动之情油然而生。祖国啊，我远离你的时光太过漫长！此刻，正是我为你贡献力量的时刻！
我热切期盼着早日能一睹毛泽东的风采。在苏联，每当人们提起中国红军，毛泽东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在任弼时的办公室内，我首次目睹了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他头戴八角帽，身着军装，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年轻而英俊，眼神深邃，自信满满。尽管我羞于启齿，心中却坚信这位就是众人敬仰的毛泽东。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拥有了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胜利曙光已在前方闪耀。
随后，我得知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它是由斯诺在陕北所摄，并由共产国际通过苏联驻外大使馆，以四千美元的价格购得。
自投身共产国际的行列，我与众多中国同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与各项工作的推进中，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一切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已然成为了革命精神、奋斗意志以及胜利象征的代名词。在任弼时身上，人们将他视为毛泽东深信不疑的伙伴；至于周恩来，则被尊称为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降临了。那是1940年三月末的一个午后，周副主席与我一同前往杨家岭，拜访毛主席。杨家岭，乃中央军委的驻地，而毛主席，正是军委的主席。春光正好，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安详地在窑洞前的土坪上漫步，一见我们到来，便立刻微笑着快步走来，与周副主席热情地紧紧相握。
随后，周副主席将我引见给了他。我紧紧握住他那宽厚、坚实的双手，内心激荡不已。毛主席那和煦而慈祥的面容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亲切、和蔼之余，亦显露出几分诙谐。察觉到我的紧张，他幽默地打趣道：“你的面容有某某的神韵，举止则颇似某某。”
由于我对国内干部的情况毫无了解，我显得迷茫而不知所措，只是呆呆地注视着他。周恩来见我显得有些拘束，立刻解释道：“这些人他（指我）并不熟悉，自然难以理解其中的情由。”
主席问：“你故乡在哪？”
“韩城人。”
“哎呀，原来您与司马迁同乡。”这话语恰似一只灵动的金指尖，轻巧地点燃了我们对话的火花，瞬间唤醒了我心中无尽的联想。
随后，毛主席提及了龙门位于韩城县境内，并讲述了“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这一名句的由来；接着，他阐述了黄龙山山脉从西向东蜿蜒至韩城县的景象；并对黄龙山的命名缘由进行了详细解释，包括其山势、土壤、物产等特征，同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亦属于黄龙山山脉。我插话道：“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说，‘黄龙山是土匪的藏身之地’。”
主席轻笑一声，带着几分幽默道：“杨虎城将军，原来也是黄龙山上的同窗。”随后，他详细询问了我的背景、家庭以及个人经历。尽管我们尚属初见，他却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毛主席与我初次交谈的这番话语，让我深切感受到他的豁达与开朗、博学多才、思维敏捷，以及那贯通古今的学识。
除此之外，我深感主席的这番话语蕴含着更为深邃丰富的内涵，亟待我去领悟与探索。然而，当时我竟难以道出其真正的精髓。随着与毛主席接触的增多，我逐渐领悟到，这其中的意义在于，毛主席将全部的心智和精力倾注于革命事业之中。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对待一切事务都秉持着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奋好学，善于提问，深入调查研究，对于问题总是追根溯源，力求透彻明白，绝不停留在表面。他擅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也是他之所以博学多才、经验丰富、对事物洞察秋毫、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主席的风采与我所见过的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领导人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胸怀旷达、思想开明的人，展现出一种超脱尘世的气度以及坚定的自信心。
在这天，毛主席设宴以示庆祝张鼎丞的新婚之喜，周恩来同志、我以及几位同仁共同担任了陪席的角色。因此，我有幸结识了张鼎丞及其夫人。
晚宴落幕，恩来同志陪同主席及张鼎丞夫妇等贵宾，一同前往中央党校礼堂观赏电影。该影片及便携式放映机均为恩来同志自苏联引进，并由他亲自操作进行播放。现场，我负责进行口头翻译。放映的影片是《列宁在1917年》。（译为“列宁十月”）。
在那个时期，医疗条件相对简陋，周恩来的手臂无法完全伸直，仅能进行写字、进食和梳理头发等基本动作。苏联医生因此建议周恩来要积极活动受伤的手臂。恩来便将放映电影作为锻炼的方式，频繁地为各单位播放他从苏联带回的电影。我常常伴随他走访各个机关。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受到了热烈而真诚的欢迎。
02
“骆驼”与“毛驴”
回到延安后，恩来、弼时日复一日，中央会议接连召开。会议的核心议题是聆听恩来的详尽汇报，深入探讨时局等重大议题，并对各项工作的部署与调整进行周密规划。
会议落幕之后，恩来发表感慨道：“自离家赴渝已将近一载，蒋总统想必早已知晓我重返延安。鉴于我长时间未能履行在重庆的职务，实在多有不便，故我意欲立刻启程，与蒋总统进行面谈。”
大约在5月10日，周副主席率领一群干部从延安启程，前往重庆。到了7月底，他再度返回延安，并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延安岁月里，周恩来同志常亲临基层，与干部和群众促膝长谈、共度休闲时光或携手游览。位于蓝家坪附近的一处窑洞，成为众人频繁聚集的场所，有人戏谑地称之为“闲聊之所”，亦即俱乐部。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反驳，他们认为，虽是闲谈，却也是滋养身心、充满智慧的言辞。周恩来同志则坚信，辩证法是革命的理论，世间万物皆可辩证看待。
在轻松的交谈中，我们不仅深入探讨各类话题，分享彼此的见闻，相互借鉴优点，更是坦诚地交流思想与情感，从而让同志间的友谊愈发深厚与和谐。
在延安的日子里，区分干部级别往往并不明显。尤其在周恩来同志面前，大家无不放松自我，畅所欲言。与他共事、生活，绝不会感到无聊或孤独，更不会有束缚、拘谨或畏惧之感。他宛如冬日里的暖阳，给予人无尽的温暖，让人乐于靠近。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关心和帮助同志们改造思想，提升认识，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他经常分享一些趣闻轶事、寓意深刻的笑话和故事，鼓励年轻的同志向他倾诉心中的烦恼或个人愿望。在此过程中，他不仅能为你提供宝贵的建议，解开思想上的困扰，让你顿时豁然开朗，指引你正确思考问题；同时，他还擅长帮助你解决那些具体的实际问题。
1948年夏季，一位同志在履职过程中，未能秉持中央决策的精神，犯下了本位主义的过失，心情郁郁，困惑数日，无从措手。经过一番挣扎，他终鼓足勇气，前往拜访周副主席，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过错，并对其予以承认。然而，他担心中央得知此事后会对他不利，便恳请周副主席能够为他周旋，并承诺对此事保密。
周副主席以其冷静的审慎态度审视了他的提问，深入剖析了问题的本质，明确指出他绝不能对党组织隐瞒个人过失。他应当勇于面对并纠正错误，否则只会使错误愈发严重。这一番话终于打消了该同志的疑虑，卸下了心头的重负，他得以轻松愉快地重返工作岗位。
我观察到，周恩来同志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无论讨论何种议题，不论对方是同志、朋友抑或敌人，在交谈过程中即便意见相左，激烈辩论，最终总能说服对方，让对方心悦诚服，心情愉悦，仿佛达到了某种满足。鲜有陷入僵局的对立情形，使得无人能愤然说出不甘之词。正如一位外交家所言：“原本意图在与其（周）的交锋中占据优势，却不料最终沦为其俘虏，心甘情愿地臣服。”
四十年代，周副主席频繁穿梭于延安与重庆、南京之间，延安的同志们都盼望着他能够多回来几次。那时，每位同志都深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局势，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议题。周副主席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权威性，因此每当他返回延安，都会为同志们举办报告会，解答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消除种种疑惑，提振人们的士气，巩固胜利的信念。正因如此，他总能洞悉真实的情况，把握问题的核心，精准把握干部们的思想动态。在听取汇报或探讨国家大计时，他无不细致入微地关注着各方面的具体事务与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恩来总理依旧秉持着旧时的习惯和风格。记得是1955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傍晚，总理询问我：“你周六晚上会去参加舞会吗？”我回答：“没有，我没有得到邀请函。”他微微一愣，随后解释道：“为干部们举办此类舞会，不仅是为了娱乐和放松，同时也是交流思想、增进了解的机会。若不然，大家平日里都忙于机关事务，工作之余各自回家，平日里相聚的机会都很少，更不用说深入交流思想了。”
数日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了两张中南海舞会的邀请函。这消息既让我感到意外，也带来了几分忐忑。我究竟为何要说那几句多余的话语，给忙碌于国事的重臣总理增添额外的烦恼呢？
他不仅对我倾注了深切的关怀，同样也给予其他同志与朋友以同样的关怀。我犹记得，某亚洲国家的驻华使节在与总理的交谈中，对中国的地毯赞不绝口，称其既美观大方，又柔软精细，充满弹性，表达了他强烈希望拥有一块中国地毯以装饰使馆客厅的愿望。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天后，一块制作精美的中国地毯便送达了使馆。这位大使告诉我，这令他深受感动，对周总理的敬意更加深厚，他誓言此事将永远铭记在心。
此类助人为乐的善举，总理一生所行不知凡几。即便列举再多实例，亦难尽数其一生在关照与援助同仁与挚友时，所克服的艰难险阻与解决的棘手问题。自青年时期投身革命之际，总理便立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党，献身于革命事业与劳动人民，他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璀璨楷模。在探讨、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议题时，他始终未曾忽视或放过任何关乎工作人员切身利益的具体事务，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问题。正因如此，他能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洞察人民群众的愿望，深知共产党人应为民众解决哪些问题。总理那种亲切可近、深入民间的严谨态度，以及他诚挚热情的作风，都是他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体现。他的所作所为自然而得体，毫无矫揉造作，绝不摆出高姿态，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人们对他由衷的敬佩，源于内心深处的感动。
“恩来同志，您正是我们党内及革命队伍中的一位骆驼。”
“我们应当向恩来同志看齐，加强锻炼，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健，以便能为革命承担更重的责任！”
03
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五月，恩来同志离开发达的延安，弼时与富春同志同乘毛主席的专用汽车前往安塞的真武洞进行实地考察。该车乃海外侨胞慷慨捐赠，作为毛主席的救护之用。弼时同志此行的目的，是查验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预备的会场。追溯至1939年底，党中央便已开始筹备这一重要会议。[1]原本计划在1940年的春夏之际召开，而我们从莫斯科归国，也是为了参与此次大会。经过实地考察，弼时与富春同志认为，安塞距离延安较远，交通条件并不便利。随后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我党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因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不得不推迟。
然而，在弼时、富春的指挥下，七大的筹备工作始终井然有序地推进。对于会议地点的考量，除了安塞，也曾考虑过枣园后沟。在那里，我们开凿了窑洞，搭建了礼堂。后沟虽具备良好的保密条件，却因空间狭小、条件简陋，难以容纳众多代表，且仅有单一水井，连饮用水都显得不足。最终，会议地点被定在了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自1941年起，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工作便开始动工。鉴于严格的保密措施，许多人对于在边区经济极度困难之际进行大规模建筑感到不解。甚至有人对弼时、富春提出了批评，认为此举过于铺张浪费。直至七大召开之前，大家方才恍然大悟。
筹备会场之余，还需为与会代表预备居所。代表们抵达延安后，便集中于中央党校的一部、二部居住。然而，更艰巨的任务是组织大会代表的选举及审核其资格。当时，我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数十处大小不一的根据地，却均被日寇与国民党层层封锁，分割包围。代表们需历经重重关卡，克服重重困难，方能抵达延安。途中，短则数月，长则一年，远至海南岛的代表甚至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抵达延安。代表们抵达延安后，便集中在中央党校一、二部学习，展开整风运动，以统一思想认识。正因如此，毛主席指出七大实质上自1942年起便已启动。
审视代表资格，乃是一项既庄重又繁复的任务。曾有一次，弼时与我一同与一位担任七大代表的省委书记进行交流，该书记的历史存有疑点。弼时嘱我一同参与谈话。在交谈过程中，我察觉到该同志有所撒谎，心中不禁焦急起来，然而弼时却沉着冷静，耐心倾听。鉴于当时尚无确凿证据，仅存疑虑。然而，七大之后，在经过数次深入的交流后，他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曾有过被捕的经历，并在被捕之后选择了自首。
弼时为七大筹备竭尽全力。
1940年的五月与六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任命弼时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该任命并未立刻对外公布，直至1941年九月，方才正式对外宣告。[2]弼时同志早在“八七”会议之际，便已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员。在历史上，他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积累了丰厚的斗争经验与卓越的组织工作能力。1940年的十月与十一月，我有幸随同弼时、张闻天等同志迁往杨家岭，与毛主席同住，目的在于方便弼时同志能更直接地协助主席，以更好地完成中央的领导任务。
弼时任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实则担纲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主要职责。彼时张闻天担任书记一职，然而他热衷于理论研究，对于日常的组织与行政事务，却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并未真正放在心上。我多次听闻毛主席强调，若对事务抓而不紧，实则等同于未曾着手。此言颇具针对性。
弼时对张闻天怀有极高的敬意，遇事总倾向于与他商讨。自担任秘书长一职以来，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愈发深厚。1942年伊始，张闻天主动请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自此，中央书记处的日常运作悉数落在了弼时的肩上。同时，他还兼管中央组织部、工会、青年团、妇联以及西北局的相关事务。在这段期间，他在党的建设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起初，他着手对中央机构及其工作制度进行了全面整顿和优化。尽管中央机构已迁至延安数年，但日寇隔河窥视，虎视眈眈，敌机频繁空袭；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将边区团团包围，每日制造摩擦，迫使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当时各机关始终保持警觉，采取了一种游击式的运作方式。中央机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以及西北局均设在蓝家坪，然而，中央的负责人各自负责一块领域，总书记张闻天主管理论宣传、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陈云分管中央组织部；李维汉则负责统战工作。西北局的负责人是高岗和贾拓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彼此之间并无统一。
“不必理会，过几日他自会来取。”
彼时，供应体系尚不完善，人们往往随手抓到什么就取什么，见到什么就食用什么。那时，有一句流行的俗语：“愿不愿意出力，一斤半小米（指小米）便是报酬。”
弼时担任秘书长职务后，首要举措便是组建中央办公厅，他本人兼任主任一职，并委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李富春同志在行政管理方面颇具造诣。办公厅下辖秘书处，由王首道和曹瑛（即石磊）共同负责；行政处则由邓洁执掌。弼时对党的档案工作极为重视，在秘书处之下特别设立了材料组。
继而，弼时负责统筹全局设计，富春则具体负责执行，从而构建了干部供给体系。该体系规定，每位干部每年将获得一套冬装和夏装，并制定了各级干部的津贴费用标准（尽管实际上从未发放过）。在中办机关内部，他们建立了完善的行政和工作制度，清晰界定了各机关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并确立了收发、会客等具体制度。此外，还建立了健全的财会管理体系。
富春主管中直系统的财政事务，所有单位的经费支出均需由他审批。他几乎每日都向毛主席呈递信件，毛主席审阅后交由弼时处理。弼时将批阅后的文件交由我负责整理、安排与保管。每当富春面临难题，弼时总会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并亲自出面协助解决问题。中央财政遇到困境时，弼时与富春便积极寻求各地方、各部队的支持，以筹集所需资金。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中央政府的经费需求急剧攀升。一方面，中央机关自身的开支显著增长；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需派遣大量人员前往东北各地，相关经费亦需由中央财政负担。这一变化使得原本就紧张的资金状况愈发艰难。在此背景下，各地方因需专注于本地工作，无法及时为中央提供财政援助。无奈之下，中央只得向部队寻求解决办法。同年初春，弼时同志邀请了军委供给部负责人邓典桃同志以及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共同商讨解决中央机关经费困境之策，期望军委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邓、杨两位同志迅速作出回应，并迅速采取了相应措施，为中央提供了及时的经费支持。
随着一系列规章制度的逐步完善，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行政联系迅速厘清，工作流程得以规范化。我们成功克服了以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延作风；同时，我们也扭转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无人负责、本位主义和游击习气等不良作风。这些变革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中央领导及主席本人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
随着中办系统的正规化建设推进，弼时同志随即着手整顿中央各部委。至1942、1943年间，各部委的领导层纷纷进驻杨家岭地区办公，各单位的运作亦迅速步入正轨。
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引领下，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由萧劲光主管的留守兵团、贺龙指挥的联防司令部、高岗与贾拓夫执掌的西北局，以及林伯渠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项工作亦逐步实现了规范化。
为深化调查研究，促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弼时同志在中办设立了政策研究室，委派王若飞同志担任主任，负责研究政治理论、党的建设等领域。同时，中办亦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由王稼祥同志担任主任。我和王子野等同仁亦成为该研究室的成员。毛主席对此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亲自策划并推动，甚至动员王稼祥同志担任主任，并亲自出席了国际问题研究室的成立大会。然而，稼祥同志对此项工作并无浓厚兴趣，导致该室的工作未能有效展开。
弼时不仅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推动全党同志深入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此提升党的思想境界与理论素养，更亲自参与学习小组，率先垂范，专心致志地研读经典文献，探讨理论问题。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他每周均会前往马列学院，参加由张闻天主持的哲学讨论会。该讨论会汇聚了众多学者与哲学工作者，如艾思奇等，由温济泽担任组长。弼时的此举亦对其他领导同志，诸如朱德总司令等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弼时先生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他具体指导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此前，西北局的工作主要由王明负责指导，然而，他的政策和思想严重脱离实际。西北局书记高岗曾向毛主席表达过担忧：“我们曾以为苏联飞机带来的，是福祉，却不料这是灾祸的先兆。”1937年11月，王明乘坐飞机返回延安，毛主席由此深刻理解了高岗的忧虑。自1941年起，党中央和毛主席便决定由弼时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
驻扎于南门之外的西北局，我时常陪同弼时同志出席西北局常委会。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如期召开，历时八十八日。会议规模宏大，边区党政军民中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共计三百余人出席，同时，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以及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亦莅临旁听。中央主要领导均亲临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鉴于此，弼时同志极为重视，早在会议召开的前几个月便着手筹备。为了确保会议筹备工作的圆满完成，弼时同志更是亲自驻扎在西北局。
高干会着重处理三大关键议题：首先是阐明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其次是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涵盖西北局内部的团结以及与各兄弟单位的协作；最后是方针、政策及策略的制定与调整。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现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异常状况相当严重，尤其是在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领域，曾经或仍有对边区党的领导核心——西北局的不敬和独立倾向。”
“若留守兵团由中央管辖，那么后勤保障的问题就应由我们负责；否则，就应归西北局管理。”鉴于当时中央的实际情况，无法全面管理，只能暂时将权力交予西北局。高岗与各方关系紧张，唯独对贺龙较为敬畏，因此西北局与联防司令部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
在本次会议中，对西北局未来工作的政策导向发生了显著转变。弼时同志指出，自抗战以来，我国已逐渐步入和平的境地，边区虽地处前线后方，虽时有敌军空袭与隔河炮击，但敌人尚未真正踏入边区，其势力尚显薄弱。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间的武装冲突已告停止，虽偶有武装冲突，但并未损害两党在抗日合作上的团结。这种和平局面，对边区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因此，在当前的和平环境中，我们面临的核心任务便是发展建设，充分发挥我们一切可用资源，致力于区域的建设与发展。” [6]
“我们必须立足于实际情况与需求，根据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开展必要的建设。当前最为可能且迫切的任务，便是推动生产发展。唯有通过发展生产，才能满足数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物资供应，提升一百四十万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发展生产已成为我们当前工作的核心环节。” [8]
弼时将生产建设提升至巩固政权的关键地位进行思考。他指出：“自我们执掌政权以来，我们的根本任务除了维护政权稳定，抵御外敌的侵蚀，还在于组织和丰富人民的经济与文化生活，其中尤以经济建设为重中之重。唯有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生产，确保民众生活富足，政府方能富强，进而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推进各项建设事业；同时，也唯有在民众生活日益改善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提升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激发民众对政权的拥护和支持，以及参与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9]他予以赞扬。三五九旅保安部与警备一旅第一团的生产行动进展迅速。他明确提出了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兼顾公私，兼顾军民”。弼时此番讲话，对于推动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以及顺利克服经济上的诸多困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日夜辛勤的操劳中，弼时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1945年，苏联医生米大夫在为中共中央主要干部进行体检时，发现弼时患有高血压及脑血管硬化症。医生特地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指出弼时的病情相当严重，存在着极大的风险。面对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弼时毅然留在了陕北，即便身患重病，依然坚持岗位，不懈努力。
1947年，在山西三交的岁月里，贺龙曾对我言道：“毛主席曾言，有人倾向于向外拓展，而有人则更倾向于向内深化。”贺龙以两个实例为证，阐述康生性格外向，追求名利，行事张扬；而弼时则内敛，致力于自我修养，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加强个人修养，以此不断丰富、提升和完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