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加紧在华北的兵力部署，相继占领了北平与天津，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全面爆发。
为强化对华北战区的统一调度，日本方面成立了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担任司令官。该方面军下辖香月清司指挥的第1军、西尾寿造指挥的第2军，以及直属部队，总兵力达到8个师团及1个混成旅团，共计20万人。
迅速地，华北方面军分兵三路展开行动：东条英机指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挥师北进，横扫晋北地区；香月清司的第1军迅猛席卷河北，锋芒直指中原腹地；而西尾寿造的第2军则直扑山东，势不可挡。
短短一年光景，日军已将察哈尔、河北、山东全境纳入囊中，同时亦占据了山西、绥远的大部分区域——华北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沦为敌占区。
关东军负责经营伪满洲国，并肩负着未来对苏联的作战准备；华北方面军致力于维护华北地区的治安稳定；华中派遣军作为战略进攻力量，寻找时机对中华民国军队的主力进行打击；第21军则占据华南各重要港口，旨在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线。
图源网络，作者天涯孤舟
日军无力再发动全面攻势，为维持持久战，其战略逐步转向以战养战，华北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在日本人的视角中，华北地区被视为连接中国与伪满洲国的交汇地带，坐拥充沛的人力与物资资源。而蒙疆地区则如同抵御苏联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一道天然屏障，正是打造日满华三国合作典范的最佳区域。
因此，日本大本营明确指示华北方面军：须将确保占领区的稳定作为各项工作的根本宗旨。
华北，稳定至上。
华北稳定因素有哪些？
尽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所向无敌，然而其兵力毕竟有限，故而只能掌控关键城市及其周边地带，以及铁路沿线的一片狭窄区域。在这片区域之外，广袤的土地沦为所谓的“匪区”。影响华北地区“稳定”的，正是这些盘踞在各处的“匪徒”。
日本人口中的“匪”一词，实则泛指活跃在抗日敌后的武装力量，涵盖了国民党军队、八路军、地方土匪以及地方自卫队等不同类型的武装组织。
太原会战落幕之际，八路军果断调整战略，将运动战转变为游击战，分散兵力，四处拓展新的根据地。
1938年秋季，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成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以及山东五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至年底，其兵力已从起初的3万余众壮大至22万人。
鲜为人知的是，在此期间，国民党亦在敌后开展着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在战争初始阶段，日军攻势迅猛，众多国民党军队未能及时撤离，最终滞留于敌后地区。
例如，河北省的保安队驻扎于冀中地区，而万福麟部和孙殿英部则驻守在太行山脉的南部，张荫梧部则坚守在冀南与晋西的交界地带。
在山东战场，范筑先部驻扎于鲁西北，孙桐萱部则坚守鲁西南，沈鸿烈指挥海军陆战队及其他武装力量驻守鲁中，而庞炳勋则镇守鲁南地区。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对于敌后战场的关注度日渐提升。他们不仅派遣军队与干部以增强敌后实力，更是设立了冀察与苏鲁两个专门的敌后游击战区。同时，国民党还礼聘八路军将领担任教官，对游击干部进行系统的培训。
1938年年末，国民政府在敌后地区部署了六十至七十万大军，其兵力是八路军的三倍有余。
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左图）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右图）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未能坚持至终的原因是什么？
起初，国民党方面在敌后兵力众多，且作为主要目标，承受了日军集中的火力攻击，损失惨重。
其次，将游击战仅视为正规战的辅助手段，未能将其提升至战略层面。每逢正规战爆发，敌后战场便需全力以赴，进行断绝交通、劫掠物资、阻截敌军增援等一系列行动。暴露实力的速度越快，面临的危险和牺牲也就越大。
再者，国民党在政治工作上存在疏漏，未能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一点自不待言。
最后，共产党的竞争。华北就那么大，双方都要生存、发展，抢地盘不可避免，而结果往往是共产党占上风，敌后国民党军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直至消失。
自1943年起，山东、河北、察哈尔等省份境内，国民党所辖的敌后武装力量几乎销声匿迹。
国民党敌后抗战走向失败，共产党在敌后却成功扎下根，扛起了敌后抗战的大旗。
02
华北方面军坚信，为确保华北地区的稳定，仅凭对城市和铁路线路的控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现对广大区域的全面掌控。
1938年11月，杉山元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此职位上，他颁布了“治安肃正”的方针，并规划了自1939年1月起至1940年3月止，分三个阶段逐步实施“治安肃正”行动的计划。
通过激烈的作战行动，彻底摧毁匪军的根据地，并实施高度分散的兵力部署。随后，依托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展开敏捷而迅速的连续打击，确保残存的匪团无法获得任何喘息之机或安定之所。
简而言之，日军采取分散部署，设立多个据点，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全方位、多轮次的清剿。
自1938年11月起至1939年5月，日本军方自华南及本土调动了7个师团、5个混成旅团以及1个航空兵团，并入华北方面军编制。同时，在山东增设了第12军的驻防任务。
截至目前，华北方面军统辖三支军、十五个师团以及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并辅以其他辅助部队，总兵力逼近四十万之众。这一时期，堪称抗战岁月中，华北方面军兵力之最。
无论城乡之别，不论平原与山岭之异，数十万日军分兵作战，对敌后抗日力量展开了全方位的攻势，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八路军、自卫团还是土匪势力，均遇则杀，无所顾忌。
众多敌后抗日武装中，消息灵通者得以提前撤离，而情报滞后者则往往遭受合围并被歼灭。
在面临绝对实力的压迫之下，唯有迅速奔跑，才能确保我们宝贵的生命力得以保全。
经过“治安肃正”行动的两期执行，1939年9月，多田骏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此际，华北方面军已调走7个师团，同时补充了1个师团以及3个混成旅团，总兵力增至约30万人，再加上10余万伪军。
多田骏
多田骏，日本军界中备受瞩目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经履新便在第三期“治安肃正”计划中施展出其独到策略——“囚笼政策”。该政策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纽带，碉堡作为关键节点，辅以封锁沟壕，构建起宛如囚笼般的网格状封锁线，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地毯式扫荡与逐步侵蚀。
“囚笼政策”在平原显效。
公路的便捷性确保了日军的迅速兵力部署，使其得以在第一时间抵达战场。
封锁沟，乃于铁路与公路两侧开掘壕沟，取土筑成高墙，形成深沟高垒，通常难以逾越。
堪称典范，每隔大约十里的距离便设立一座，将妨碍视线的大树尽数砍伐。如此一来，白日里视野开阔。登高至碉堡之上，借助望远镜之力，便能对周边五里范围内的村庄进行严密监控。
日军在碉堡上
凭借坚固的碉堡严密监控敌情，以封锁沟壑限制敌方的行动自由，通过公路迅速调遣兵力进行猛烈攻击，“囚笼政策”展现出惊人的威力。
凭借“治安肃正”行动，至1940年年底，华北地区398个县域中，已有368个成立了伪政权。
03
物极必反，日本人的行为如此极端，必然激发抗日力量的强烈反击。
在此之前，日军扫荡通常来去自如，地盘仍属八路军掌控。然而，随着囚笼政策的实施，日军不再轻易离去，这对八路军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
步入1940年，八路军遭遇了两大严峻挑战：首先，枪械和弹药极度短缺，许多新扩充的部队中，拥有武器的比例尚不足半数；其次，地方财政压力日增，党政军民学等脱产人员的数目持续攀升，而随着根据地的缩减，财政来源愈发紧张，军力的扩充已触及瓶颈。
原本计划着低调前行，然而现实却不容许我们如此行事。为了走出当前的困境，八路军势必要向外拓展，壮大我们的根据地，与日军争夺领土。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开日军设置的囚笼策略——百团大战，正是为此而悄然酝酿成型。
百团大战的初衷，便在于对日军所盘踞的要地及交通线路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破袭作战，旨在破解日军的围困战术，并迫使敌方战略部署作出调整，收缩战线。
自1940年8月20日起至1941年1月24日止，八路军动员了逾百个团，对正太、同蒲、平汉等铁路线以及日伪军所控制的据点与厂矿实施了广泛的破坏和袭扰行动。
敌后军民毁日军碉堡
八路军不仅擅长游击战，更广泛运用了运动战与攻坚战，这无疑是对八路军与华北日军整体军事力量的一次全面考验。
检验结果显示，八路军虽对日军构成了显著威胁，然而其军事实力尚不足以正面挑战敌军。
实际上，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已逐步从起初的混乱中恢复秩序，并在第三阶段对八路军发动了报复性的清剿。八路军不得不转入反清剿作战。在这一时期，著名的关家垴战役便应运而生。
虽然百团大战未能突破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但它却巧妙地引来了日军的关注。战事结束后，华北方面军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之前的忽视转变为将八路军列为首要的敌手。
三期“治安肃正”行动告一段落，然而日军并未实现其战略预期。八路军依旧活跃，频繁对铁道、公路以及通信线路进行破坏，迫使日军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抢修。此外，八路军还时不时对日军的补给部队以及孤立无援的小股部队发起突袭，其行动如同鬼魅般神出鬼没。
华北治安任务艰巨。
多田骏在巩固“治安肃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升级版的“治安强化”行动。
“治安强化”运动强调“三分政治、七分军事”的原则，旨在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的一元化全面作战，力求实现“匪民分离”的明确目标，牢牢把握民众支持，从而确保华北地区的占领。
日军已经意识到，单凭武力讨伐根本无法实现华北治安，必须统一军、政、民等各方面的力量，摧毁敌后抗日组织，争取华北民心，这样才能将共产党势力“挤出”华北。
04
“治安强化”运动虽由多田骏提出，实则由冈村宁次主导执行。
1941年7月7日，冈村宁次受天皇御选，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一职，此人堪称难缠之极，远胜于多田骏。
治安区、准治安区以及未治安区。
治安区，乃日军所控之稳定治理区域；准治安区，则是日军与中共双方势力均有所涉足之地；而未治安区，则是八路军所控制的区域。
彼时，华北全域，治安管控区域仅占百分之十，而未受管控区域亦占同比例，其余百分之八十之地域则处于我方与敌军势力交织的复杂地带。在这片交错区中，约六成被日军占据上风的准治安区所覆盖。
日本军方制定了为期三年的“治安强化”计划，旨在将治安控制范围扩大至总区域的70%，将准治安区缩减至20%，并确保对未治安区域的控制维持在10%以内。
治安区内，构建傀儡政权，以抚慰民心，进而激发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
在准治安区内，日军驻防，伪军被组建，他们持续对八路军进行搜捕与清剿，旨在遏制其行动与壮大，进而将准治安区转变为治安区。
在治安尚未稳固的区域，日军主力频繁部署，进行轮番扫荡，对生产和生活设施进行摧毁与破坏，致使八路军难以重新建立根据地，此行为后来被称之为“三光政策”。
在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冈村宁次亦大力推广“囚笼政策”，广泛修建封锁沟壕和碉堡，对八路军实施严密的军事与经济封锁。
截至1942年10月，华北地区已新建碉堡7700余座，并构筑封锁沟墙长达11860公里。
在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显而易见，平原地带的根据地几乎尽数陷落。
对于日军来说，“治安强化”行动成效显著，导致敌后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纷纷投降敌方，最终全军覆没。
八路军亦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地及人口损失超过半数，平原地带的根据地几近全数陷落，总兵力锐减至三十万人，武器及各类物资极度匮乏，敌后抗战步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
拿破仑曾言，身处最为艰难的时刻，往往正是距离成功最接近的节点。
为了有效遏制八路军的活动，日军不得不分散其兵力，以维持对占领区的控制。占领区域越广，所需的兵力也就越加分散。
1942年夏后，在这片广袤的华北，总面积达到66万余平方公里，却仅有约24.5万日军驻扎，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0.37人。在这些碉堡与据点之中，日伪军的平均人数不过三十来人，而其中的日军比例更是仅占四分之一。
随着兵力的逐步分散，对局势的控制力随之减弱，然而，这却为八路军的行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和更为充裕的喘息机会。
在那段压抑的日子里，八路军并未懈怠，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政策、内部整饬以及军事训练等一系列增强自身实力的工作。尽管兵员有所减少，但士兵的质量与战斗力却实现了提升。
05
守得云开见日出。
1943年，世界战争的局势已然发生转变。在瓜岛战役的惨烈过后，日本国力遭受重创，其大本营不得不频繁从中国战区抽调兵力，以支援太平洋战场的战事。
尽管中国派遣军心中充满不愿，然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仍对之说道：调集我国军力支援，实为针对美军而设。虽此举可能引起我国派遣军的不悦，然望各位能够以全局为重，理解总部所面临的困境。
在1943年至1944年初的期间，华北方面军遭受了兵力的大量削减，其下辖的四个师团被抽调，而仅以两个新组建的、质量堪忧的师团进行补充。
引用冈村宁次：随着华精锐部队的撤离，接替其防务的部队实力显著不足，其中部分部队的平均年龄竟低至十至十五岁，士气低落，对战斗毫无兴趣。
随着兵力的减弱、士兵素质的下滑以及火力的降低，已无法有效维持所有占领区的稳定，不得不采取收缩战线的策略。将原本高度分散的兵力重新集结，以加强重点地区的守备——这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日军变化，八路军皆知。
随着日军实力的削减，敌方的村域管控有所松懈，留下了明显的破绽；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的防御状态，日军士气受挫，军纪败坏，整训工作愈发艰难，战斗力持续下滑；某些日军部队中，新兵的比例竟高达三分之二……
源源不断的类似情报，持续从各处根据地汇集至总部。
日军战略退却所遗留下的“真空地带”，恰是八路军得以扩张壮大的宝贵机遇。此时此刻，八路军宛如久旱逢甘霖的干涸海绵，一旦邂逅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便立刻汲取了丰沛的滋养。
进入1943年下半年，华北的战略主动权开始逐步向八路军倾斜，面对日军的一般性扫荡，八路军已不再需如昔日那般退避让步。
踏入1944年，日军总部孤注一掷，意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中国派遣军据此奉令发起了空前规模的豫湘桂战役。在此战役中，华北方面军肩负重任，旨在击败驻守河南的汤恩伯部，从而打通平汉铁路线。
华北方面军抽调了六十个大队的兵力，仅保留七十五个大队负责守备占领区。尽管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个师团，并新组建了数个步兵旅团，然而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效果甚微。
此举导致驻守华北的日军数量锐减至一半，其战斗力亦大幅削弱——被抽调的都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
日军不得不收缩兵力以巩固关键地区的防御，因此不得不舍弃众多据点和县城，这相当于直接将这些地盘拱手让给了八路军。
八路军把握这一良机，集结优势兵力，对日军据点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与此同时，还派遣部队紧随日军步伐，渡过黄河，成功在豫西地区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据地。
在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攻势猛烈，其进军之迅猛有如锐利的犁铧，所至之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然而，日军亦难以坚守，这些区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积极发展的核心地带。
八路军总指挥部明确指出，需将游击战术推广至城市周边地区，对日军形成围困态势，“我们应作好夺取这些城市的准备”，并积极尝试将游击战术转化为机动战，通过逐步积累小胜，最终实现大胜，逐步将日军驱逐出我方领土。
1944年8月，冈村宁次被任命为驻华派遣军司令官，而冈部直三郎则继任华北方面军司令一职。
华北局势已然陷入僵局，即便是冈村宁次亦无力扭转，更遑论冈部直三郎。
他任职期间，着重关注两项关键事务：一是全力保障关键区域及铁路沿线的安全；二是竭力搜集战略物资，并将其运送至日本，以确保战争机器的持续运转。
冈部直三郎在任职三个月后离任，随即在11月，下村定接任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职务。
下村定肩负的使命，除了确保铁路运输战略物资的安全之外，还增添了两大重任：其一，加强山东半岛的防御工事，备战美军可能的登陆行动；其二，与关东军密切协作，全面备战对苏的军事对抗。
此刻，华北方面军虽增援了大量兵力，然而士兵的整体素质低劣至极，导致整体战斗力并未发生显著提升。
1945年春季，华北地区部署的方面军下辖125个大队，总兵力达19万人。在这些队伍中，丙种和丁种师团占据了相当比例。平均而言，每个大队需负责守护四个县的防御任务。至于伪军，其人数约为50万，实际上多为虚设。
面对19万日军的境遇，他们不仅要应对八路的游击战，更要备战美军的登陆作战，同时还要防范苏军的南下进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即便将一名日军士兵分身五处，亦难以满足需求，日军只能退守至重要的城市与交通要道周边，默默等待着决战时刻的来临。
相互交织之中，1945年4月，董必武在旧金山会议之际对外宣告：共产党已有正规军91万，1944年底86.5万，民兵220万。
早在1944年年底，八路军总部便提出了实施标准化训练和规范化的军事生活，并倡导干部参与大规模的战斗及正规的战争形式。
换言之，随着力量对比的显著转变，抗战进入后期阶段，八路军已无需再依赖游击战术与日军周旋，而是具备了与敌正面交锋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