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李伯钊
1993年5月2日，晨光初照，杨尚昆同志重返了阔别44载的西柏坡。我，作为这片土地的一名守护者，有幸参与了此次接待工作。杨尚昆同志向在座众人娓娓道来，那段在西柏坡仅10个月的时间里，他夜以继日、辛勤工作的点点滴滴。
01、三委合并，杨尚昆多职并担。
1948年春季，历经一年的激战，党中央终于抵达河北省平山县（当时被誉为“建屏县”）的西柏坡，与中央工委实现了汇合。三委的融合之后，中共中央对各个部门的组织架构及人事安排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5月15日，周恩来执笔，毛泽东签署并向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前委发布了电报，内容宣布“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与此同时，杨尚昆亦身兼数职，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党委书记以及中直机关的警卫司令等要职。
这是一份迟来的任命书，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杨尚昆就已经接替李富春承办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工作，但一直没有正式的任命。到西柏坡后，才正式宣布这些职务。对此，杨尚昆并不在乎，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经这样说：“在那段时光里，组织分配的任务便是我的职责所在，无人会过分关注这些形式上的手续。”
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肩负着日常工作的重任，其职责涵盖自上至下的事务处理。这包括从中央常委会议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起草与分发，到托儿所、食堂的运营安排以及房屋的修缮维护。杨尚昆的日常工作便是不断与人交流、倾听汇报、审阅电报、批改文件、布置任务与检查执行，以及处理中央领导交办的各项公务。他所负责的事务错综复杂，常常工作至深夜方才休息。
杨尚昆的住所位于距离西柏坡五里之遥的夹峪村，此处曾是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秘书处的驻所。他日常步行至西柏坡处理公务，夜间则返回夹峪村。所谓“家”，实则仅有其三分之一。妻子李伯钊身为华北局文委副主任，兼任华北文工团团长，长期奔波在外，未能常驻夹峪。长子杨绍京留居于四川老家，次子绍明（7岁）和幼女（未满一岁）则居于夹峪家中，由一位从晋西北带来的青年保姆照料。随着战局的发展，全国及前线的情况通过诸多途径汇集于此。作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需每日与相关单位协作，依据规定，将信息或直接上报，或经过筛选和初步整理后，呈递至中共中央书记处进行决策。同时，他还需准备中央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可能所需的咨询和参考资料。中央领导的决策和各项指示，亦需经他及相关部门之手，传递至指定的各地、各部门或前线。因此，杨尚昆常需开会至深夜，无法回家，后遂在西柏坡中央大院中觅得一处住所，作为临时的栖息之地。
无法归家的另一重原因，便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大办公”会议中担任要职。抵达西柏坡之后，鉴于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因高血压与糖尿病病情加剧，其工作职责便转由周恩来接手。为了全面了解各方面情况，周恩来每周都会召集党政军各部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自晚餐后开始，直至深夜，这一系列会议在西柏坡中央大院被统称为“大办公”会议。
杨尚昆身负多职，因此“大办公”会议他总是不可或缺的一员。依照当时的安排，行政电报的批发工作由杨尚昆负责，而叶子龙则具体经办。为了精简“大办公”会议的规模，降低“陪会”人员的数量，周恩来将议题进行了分类处理，作战问题除外，日常工作则由杨尚昆、薛暮桥和杨立三共同参与。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提及：“彼时，我们围坐在长桌的一侧，周恩来同志则正对着我。桌面上摆满了需要处理的电报，涉及财经事务的部分，先由薛暮桥同志提出处理建议，我们共同研讨，周恩来同志随后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至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则由杨立三同志率先发表见解。凡经讨论确定的决策，随即现场起草电文，交由周恩来同志审阅并修改后发出。每晚会议通常持续至午夜之后，甚至凌晨时分。对于重要电报，待毛主席起床后，我们立即呈送审阅，随后即刻发出。如此一来，工作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后来在中南海的办公节奏，办事效率更为迅捷。”
02、接待各地来宾
杨尚昆肩负着中共中央领导的安全警卫与生活后勤保障的重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行政处等机构亦在其管辖之下。随着战局逐渐转好，接待外来宾客的任务主要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奔波劳碌，夜以继日地投身于安全警戒与生活接待等工作，以至于无暇顾及归家探望年幼的孩子。那年的农历新年，他甚至未能返回夹峪村的家中与家人团聚，直至初二方才赶回家中，放起了三颗信号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算是为孩子们增添节日的欢乐。”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至西柏坡。对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书记处的同仁们在此期间倾尽全力，甚至周恩来主持的“大办公”会议也暂停了一周。这无疑是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所面临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接待使命。
1949年1月29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贵客将到，忙坏了我们。”当时西柏坡的接待条件十分有限，在吃住方面，为体现对客人的尊重，杨尚昆颇费心思。据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彼时地上铺设着苇席，并有沙发，床铺亦为钢丝床，颇为气派。菜肴制作精良，每日变换花样，米高扬对此赞不绝口。”
阎长林对那第一顿饭仍记忆犹新：“那顿饭，我们同样做了精心准备。其中，有来自滹沱河的鲜美鱼儿烹制的红烧鱼和溜鱼片，还有香煎里脊、炖煮鸡块、扣肉，以及各式凉菜。西餐部分则包括猪排、牛排、肘子肉、煎蛋和沙拉，桌上还摆满了黄油和面包。苏联客人们喜爱饮酒，我们便提前从石家庄购置了美酒，不仅有汾酒，还有葡萄酒。”
这是一次规格极高、要求极严、保密性极强的接待工作。杨尚昆曾这样描述米高扬来之前的准备工作——“脚步不停地跑了三小时，客人总算到了，共十人，一切均顺利，来客之主要者为我所熟悉。目标太大，颇不易隐蔽。”因为此次访问西柏坡是秘密之行，1978年12月13日，杨尚昆接受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白占基访问时说：“鉴于他们的秘密身份，我们对外严格保密，并要求他们不得随意外出。因此，除了极少数知情者外，即便是一些负责领导和具体事务的人员也对此一无所知。当时规定，群众不得进入院内。苏联此次来宾携带武器，警惕性极高。每次出门，除了上锁，还用胶布密封门缝，返回时，警卫人员会先行检查胶布是否移动，疑虑重重，这引起了我们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鉴于此，杨尚昆亲自安排，在米高扬一行居住的后沟临时设立了岗哨卡。岗哨由警卫把守，除客人可自由出入外，外界人员不得进入，院内人员不得外出。如有紧急事务，可在岗哨卡处沟通，保密制度执行得极为严格。
在连续七天热情周到的接待后，1949年2月8日凌晨，米高扬一行圆满结束了秘密访问的使命，从西柏坡启程。杨尚昆在当日的日记中记下：“尊贵的客人已离我们而去，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久之后，1949年2月22日至24日，上海和平代表团亦莅临中共中央的西柏坡驻地，向毛泽东主席表示敬意。杨尚昆同志亲自主持了接待工作。抵达机场时，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致辞，随后众人相互介绍，握手致意。代表团成员江庸与杨尚昆握手之际，显得格外亲切，他激动地说：“我们不仅是同行，还是亲戚。实际上，您还是我的岳父呢！”江庸的妻子正是杨尚昆尊贵的侄女，这一信息令杨尚昆感到十分意外。一番详尽的介绍过后，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重大贡献的傅作义将军走到杨尚昆面前，见他烟瘾颇大，便从行囊中取出两条哈德门香烟，执意要赠送给他。杨尚昆连连推辞，最终表示，既然是赠送给主席的，那就请转交给主席。午宴在石家庄花园饭店举行，餐后，杨尚昆率领上海代表团乘坐吉普车，沿着滹沱河一路西行，直至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的西柏坡。
在西柏坡，杨尚昆除负责接待工作的部署外，亦亲自投身于双方的谈判事宜。经过不懈努力，双方最终在和谈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对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及此事，杨尚昆回忆道：“谈判是在后沟西头的那间平房内进行的。当时我们这里的条件颇为简陋，为了接待和平代表，我们不得不从石家庄借用沙发、茶几、地毯等物品，用后即归还。晚间，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中央大礼堂上演了歌剧《白毛女》，该剧深深打动了在场的代表团成员以及傅作义、邓宝珊先生，让他们受到了深刻的启迪。”
03、宵衣旰食，二中全会胜利召开。
在三大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际，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在革命胜利的前夜召开，显得尤为关键，它将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石。杨尚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受周恩来与任弼时的委托，亲自承担了此次会议的会务组织重任。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七届二中全会之际，中央办公厅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已分赴平、津等地开展调研。夹峪行政处的邓洁处长已抵达平津，实地了解相关情况。军委后勤部的杨立三部长即将赴天津履职，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部长则被抽调至北平，负责处理迁移事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头绪纷繁，杨尚昆的工作节奏更是紧凑。他日以继夜地开会部署各项事务，细致检查会场的布置、安保以及新闻摄影等环节。夜幕降临，他还要参与周恩来主持的“大办公”会议。会议结束后，杨尚昆还需向周恩来汇报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及后勤保障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常常在凌晨二点左右才告一段落。2月12日，杨尚昆与伍云甫、叶子龙、汪东兴会面，商讨会务安排，并明确分工：伍云甫负责住房和生活接待，叶子龙负责机要文件的阅读与分发，汪东兴则负责安全警备工作。
3月1日，东北、华北战场的同志们都已经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杨尚昆怀着激动的心情到驻地去看望久未谋面的亲密战友，像洛甫、王稼祥和李富春等同志，自延安分手以来，杨尚昆还只是在新闻纪录片《东北民主》中看到他们，这次重逢大家十分兴奋。他们谈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还谈到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心里都很惆怅。会议召开前夕，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防空需要，杨尚昆专门从东北野战军总部调来四门高射炮，两门高射机枪，设在驻地附近的山头上。六十四军一八七师参谋长杨尚德回忆说：“用餐后，杨主任向我们下达了任务，现场还有中央警卫处处长兼中央驻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杨主任强调，中央在此召开会议，你们这个团与高炮营需负责外围警戒，应对敌人的空降与空袭，防止敌人轰炸与滋扰，务必确保会议的安全。”
3月5日晨，杨尚昆对会场的布置、安保及新闻摄影等细节进行了最后的核实。当天下午3点，七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隆重开幕。与会者包括34位中央委员、19位候补中央委员以及11位列席代表。由杨尚昆负责搜集并由刘少奇同志审核的《政策汇编》亦一并发放给各位与会同志。杨尚昆作为参会的一员，悉心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与讲话，并在笔记本上做了详尽的记录。这一阶段，杨尚昆的工作尤为繁忙，除日常事务及参与会议和小组讨论外，他还要走访各位同志的住处，征询发言意见，并安排每日的发言事宜。即便在“三八节”休假期间，他亦前往周恩来办公室参与统一意见的会议。此外，为了丰富与会代表的业余生活，杨尚昆精心策划，每晚均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或电影放映。当时的电影以苏联影片为主，如《胜利国家的一日》、《苏维埃乌克兰》、《宁死不屈》等，亦不乏国产佳作，如《东北民主》等。
杨尚昆对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布置记忆深刻，即便过去数十年，他仍能详述其情形。他曾回忆道：“在会议筹备之初，我们曾商议过会场的布置，决定设计一面党旗，以红色为底，上绘金色镰刀斧头，并加上‘中国共产党’字样。会议期间，众人议论纷纷，认为共产国际的旗帜仅以镰刀斧头为标识，我们若在党旗上添加‘中国共产党’字样，似乎不太适宜，于是后续的布置便去除了文字。因此，中央领导在讲话时的照片，党旗上有的有字，有的则无。毛主席讲话时，无字的照片，应是他在作结论时拍摄。”一、不举行祝寿活动；二、不互相送礼；三、减少敬酒次数；四、减少掌声；五、不以人名命名地名；六、不将中国同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
04、费思量，顺利迁北平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落幕之后，中央书记处作出决策，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对杨尚昆而言，这已是他自接替李富春工作以来的第三次“大迁徙”。首度迁徙，是从延安撤至晋西北；次为从晋西北转至西柏坡；而此次迁往北平，则是第三次。然而，这一次的迁徙具有非凡的意义，它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因此，搬迁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西柏坡，中央特地设立了以周恩来为负责人，由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的“迁移委员会”，专责搬迁前的各项筹备工作。
初定选址事宜。自一月中旬始，中共中央部署，杨尚昆便指派李克农等同志赴北平寻觅适宜之地。经细致勘查，先行人员提议，以距离北平市区二十公里的香山作为中央机关暂时的驻所。香山地处幽静，便于防空，且其慈幼院中已有可利用的房屋。继此，安全警戒亦为重中之重。遵照周恩来同志的安排，杨尚昆于二月时，便调四野一部至香山周边驻防，并派遣扫雷及无线电技术人员，与中直供给部副部长范离等一同作为先遣队伍前往香山，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至于交通电信，为确保广播在搬迁过程中不间断，杨尚昆特地在进入北平前，邀请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对电台广播的交替事宜进行了周密部署。三月十六日晚，杨尚昆向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详细汇报了迁移准备工作，为中共中央迁入北平提供了详尽的信息。三月十七日晚，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于二十三日启程，向北平进发。
为确保搬迁事宜万无一失，中央再度委派杨尚昆于3月24日提前抵达北平，着手部署相关事宜。随后，杨尚昆与曾三共同商议，决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以及方志纯负责转移的组织工作。1949年3月23日午后，杨尚昆与伍云甫一同乘坐小吉普从西柏坡出发，于次日黄昏时分抵达香山。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莅临北平，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因急于检查益寿堂休息室内的餐饮及床铺等事宜，杨尚昆未能参与阅兵仪式，对此他常常表示出深深的遗憾。
05、重返西柏坡，忆往昔时光
1993年5月2日，卸任国家主席职务的杨尚昆重返西柏坡，再次踏上这片阔别了44年的故土，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内，杨尚昆聚精会神地聆听讲解员的详尽解说，并细致地审视着玻璃展柜内陈列的文物。在观看了描绘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的珍贵历史影像资料后，他叮嘱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务必要妥善保管。”纪念馆的领导向他敬赠了两帧意义非凡的历史照片——一帧是他出席七届二中全会时的影像，另一帧则是他与周恩来在西柏坡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合影的珍贵瞬间。接过照片，杨尚昆谦逊地致谢，同时带着一丝幽默道：“看这照片，我真是显得很年轻啊！”
踏入中共中央旧址的大院，他的思绪瞬间被带回到往昔的岁月，那些在此上演的往事如电影般在脑海中浮现。“记得那时候，我担任中办主任，常往主席和总理的居所，彼此之间十分熟悉。”他指向南侧的墙壁，回忆道：“墙上挂有一幅巨型地图，总理当时身为军委副主席，不分日夜地勤勉工作。”他接着指向靠墙而立的两排书柜，“这些是活动式书架，行军途中便可以背负在马背上。我们很多同志都曾使用这样的书架，坚持着学习。”
从毛主席旧居出来，西柏坡的几位老党员和乡村干部正等候看望他，他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说：“从前咱们见过面，现在都老了，你们身体还好吧！”他还关切地询问了村里人现在生活怎么样，能不能看上电视？当听说村里办了制钉厂、塑料编织袋厂，人均收入也提高了，每天都可以收看电视节目等好消息时，他感到很欣慰，高兴地对大家说：“祝大家日子越来越好，希望老同志们身体健康。”临别时，他为平山人民题词赠言：“传承西柏坡精神，加速平山发展步伐”，并为我国第一所手拉手希望小学命名，题为“西柏坡希望小学”。
在西柏坡的访问中，杨尚昆同志与当地干部及群众一道，于大院中央种下了一棵国槐。时至今日，这棵国槐已长至碗口粗细。它日以继夜地守护着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静候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它仿佛以无声的语言，向世人诉说着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片段。
杨尚昆曾对自身职责作出这样的描述：“终年四季，忙碌不停，年终盘点，成绩寥寥。然而，夜以继日，不敢有丝毫松懈。正如麻将中‘听用’一词，办公厅的工作便是随时待命，任劳任怨。某些国家设有‘不管部’，负责那些无特定部门负责的事务。”他便是如此，勤勉不懈，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既紧张又有序，高效迅速，这种状态贯穿了他在西柏坡的岁月，以及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