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手记：吴阶平，1917年1月，江苏常州市诞生了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他既是医学科学的璀璨星辰，又是医学教育的辛勤耕耘者，同时亦在泌尿外科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并活跃于社会活动。1956年1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67年荣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保健小组的组长之职。
1999年3月21日拂晓时分，六位昔日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两位资深同仁共聚一堂，我们一同前往拜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
那日，天空湛蓝如洗，阳光明媚，我们的心情亦随之愉悦。吴老已提前沏好了清香的茶水，静静等候。他感慨地说：“二十余载未见，甚是想念诸位。今日重逢，我心潮澎湃，喜悦与激动难以言表。”
吴阶平为江青担任保健医。
董长城医生在1968年11月的一个午后，将我召唤至中南海门诊部。他并未透露目的地，只是简略地表示：“不必多问，去了自会明了。”随后，他安排了一辆轿车，将我载至钓鱼台17号楼的一间小客厅。我好奇地询问目的，他却神秘地回应：“此行既已达成目的，其余详情我亦不知。”
“这不是尝试，而是必须全力以赴的政治任务。”我点头答应：“明白。”
周金铭回忆道，196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江青与姚文元一同在钓鱼台17号楼观赏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观影过程中，江青泪流满面，影片结束后，她立刻提出要探访程砚秋的夫人。我们工作人员对程夫人的住址一无所知，经北京市相关部门查询，大致掌握了位置。老杨驾驶一辆破旧的吉普车，边行驶边询问路线。江青的座车紧随其后，缓慢行驶，历经波折终于抵达程家。得知江青专程前来探望，程夫人喜出望外，激动不已，连连向江青表达谢意。江青询问：“你有没有保存程砚秋的剧照？”程夫人回答：“有。”随即迅速拿出几本厚重的影集，呈现在江青面前。江青小心翼翼地翻阅，逐张观赏，耗时良久。当晚，小雨淅沥，北风呼啸，气温较低，江青受寒，次日便高烧不退，持续多日。江青焦虑不安，总理亦深感忧虑，遂请吴老前往江青处，负责她的保健工作。
江青没病要输血
吴阶平回忆道，大约在1971年，江青突然提出要进行输血，并询问是否有不良反应。我回应说，个体差异很大，有人输血会出现副作用，也有人则没有。心想江青身体状况良好，为何突然需要输血？万一出现副作用，她若追究责任，该如何是好？因此，我决定谨慎行事，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总理指示，既然江青要求输血，那就照办，但需做好全面抢救准备，制定一套应急预案，以防万一。江青个性独特，其他人在输血时都是躺下，但她偏要坐着，一边看电影，一边接受输血。输到一半，她表示不适，我们便立即拔掉了输血针头。此后，她再也没有提及输血的事情。
“目前身体并无重大疾患，食疗更为适宜。鸡鸭鱼肉，视其可得而食，生死轮回，顺其自然。身体稍有不适，不必过于惊慌。身体之强弱，主要取决于内在因素，同时亦需依靠锻炼。”
江青疑心大
吴阶平曾言：“江青此人性格多疑。”1972年8月，她赴广州与美籍作家维特克夫人会面，竟未邀请我同行。此举让我心生疑窦，她对我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但究其原因，我却不得而知。
邬吉成，前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亦曾表示：在那段时期，江青对我颇有微词，因而并未命我前往广州，而是指派了中央警卫团副参谋长李连水同志执行该任务。
我阐述道：在那段时日，江青心生疑虑，她怀疑吴老指使周淑英——江青昔日护士——行“不轨之事”，二人结盟，意图对江青的身体造成伤害。小周因此被捕，而江青也对吴老心生猜忌。吴老作为闻名中外的医学专家，以其卓越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深厚的学识、出色的沟通技巧以及卓越的组织能力，深受众多中央首长的青睐，纷纷邀请其诊疗，江青亦对吴老深信不疑。因此，她未曾对吴老痛下杀手。
吴阶平接着说：1975年康生病重，中央叫我担任康生医疗小组组长。康生去世以后，又安排我担任周总理医疗小组组长。那时，中央还成立了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医疗领导小组。我们医疗小组针对总理的病情，经过反复认真的检查和研究，拿出治疗方案，经医疗领导小组批准以后，才能进行治疗。我们对总理的病情诊断和治疗工作，非常认真和谨慎，责任重大呀！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他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不幸逝世。后来，我又担任了主席医疗小组组长，我们同样尽了全力进行医治，但是很不幸，毛主席于同年9月9日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去世以后，我被派到地下工事保护主席的遗体。有一天，汪东兴同志到地下工事检查工作，他老是对着我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你是一个好医生、好同志，但是，江青说你是个特务，真是莫明其妙。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主席的遗体转送到纪念堂，我的任务才算完成了。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到外地和出国的机会。我明白，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多次保护过我，我非常感激他们。
高成堂（前汪东兴秘书）透露，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同志犯有失误，为此多次进行自我反省。直至最后一次，毛主席认为其反省到位，遂予以原谅。然而，江青并未就此放过，坚持追责，认为这是彻底倒台的好时机。林彪、叶群遇害后，江青质疑毛主席为何会突然生病，她认为是林彪特务集团在主席身边作祟，而该集团的首领正是汪东兴。大约在1972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主题是讨论经济问题。江青试图夺取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权，故意将会议议程引向别处。她提出主席身边存在特务集团，影响主席健康，主张更换中央办公厅主任，提议由纪登奎接任。汪东兴闻言怒火中烧，质疑江青的指控，并指出这是政治局会议，应当允许双方发言。总理试图平息争论，建议汪东兴进行自我反省。汪东兴表示，如此重大的指控，他无法接受，并提出如果会议作出决定，他可以辞职或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他仍需每天到主席处值班。会议休息期间，汪东兴前往毛主席的住处，向主席汇报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主席听后情绪激动，眼中含泪；汪东兴同样泪眼婆娑。
此刻，护士长吴旭君呼喊：汪主任，总理来电，请您接听。汪东兴起身欲接，主席却制止道：“东兴同志，留步，转告总理三事：一，勿参加此次会议；二，政治局未授权讨论人事，今日会议亦无此议题；三，我的事务不容他人干涉。”汪接通电话，得知是总理催促其继续参会。他将主席的指示转达给总理。刚回到主席办公室，吴旭君再次呼唤：“汪主任，有纪登奎同志来电。”汪接电话，纪登奎询问何时接班，汪东兴怒斥：“你去问总理。”不久，主席召见江青，痛斥其一顿。主席表示：“你不是说我这里有特务集团吗？我就是那集团的头目！”这才挫败了江青的阴谋。汪东兴同志作为一位工农干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记忆力强，勇于在主席面前揭露江青问题，这非常难得，也显示了极大的勇气。
护士周淑英被捕
提及1972年3月5日夜晚，江青强行要求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于钓鱼台17号楼对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曾为江青的护士）进行审讯，此事引发了众人的极大愤慨。周金铭曾言，江青对我们的审讯，唯一的结果便是下令纪登奎逮捕了周淑英。翌日，江青将纪登奎召至钓鱼台10号楼，正式下达了逮捕周淑英的指令。随后，周淑英被迅速从江西省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中带走，关押至北京，与外界隔绝开来。
我提及，汪东兴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表达，他并不赞同纪登奎对周淑英的处理，并建议暂缓行动，待日后再议。然而，纪登奎却执意要这么做。他声称，既然江青同志（即首长）已有所指示，他自当坚定执行首长的命令。汪东兴同志进一步指出，若纪登奎坚持要带走周淑英，那么请他出具一份书面条子，明确指出是从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将周淑英带走，以防日后出现解释不清的情况。纪登奎对此表示无异议，欣然同意。汪东兴同志补充道，那张条子至今仍在他手中保存。
“起初，我被派往‘五七’干校劳动时，心中颇感困惑。然而，转念一想，劳动人民岂会畏惧劳动？劳动锻炼身心，未尝不是好事。我在那里逐渐适应了环境，不料有一天，‘五七’干校领导通知我返回北京。抵达北京火车站后，一位姓姜的同志（中央警卫团后勤部政委姜燕亭）将我接走，安置在西郊某地居住。当时有两名女性负责监管我。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及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曾分别审问我。他们询问我1970年8月中午在庐山的行踪，以及某日我在上海住地拉窗帘的目的。这些问题显得颇为离奇。我解释称，我被组织安排到那里工作，已竭尽全力，对毛主席及党中央始终忠诚不渝，问心无愧，不知为何遭受如此对待。他们未再追问。监管我的两位女性中，一位对我较为和善。另一位则态度不佳，常催促我老实交代问题，切勿背离党的立场。我回应她，我并无问题，不知需交代何事？我誓将永远忠于党和毛主席，忠于党中央。”
汪东兴看到你退回的物品，担心江青见到后会被激怒，从而对你采取极端手段。因此，他特意将物品退还给你，其用心良苦，不言而喻。）当我看到这些被退回的物品，我的怒火再次燃烧，遂拿起剪刀，将布料和头巾剪得粉碎。冷静下来后，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应当坚定地信仰毛主席，坚信党中央和党组织。如果我轻易离世，那么一切都将变得难以解释，不能仅仅凭借情绪行事。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我终于战胜了自我，存活了下来。
程师傅能对付她
吴阶平曾感慨道：“在江青麾下工作的我们，大都被她整治过，有些人更是遭遇了极度的折磨。而要说谁在应对江青时最有手段，那非程汝明师傅莫属。程师傅曾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长达十数载。他掌握着与江青周旋的技巧，江青对他却束手无策。”
韩师傅负责为主席备餐，而我则专责为江青准备。江青颇为难缠，这顿嫌咸，那顿又觉得淡，动不动就发脾气，对我批评指正。我的应对策略是，在她发脾气时，我选择沉默不语。若她说这顿菜过咸，下一顿我便只在其中一道菜中略微加盐，其余三道菜则一丝盐分也不加；而当她觉得菜淡，我则会在四道菜中均匀地多加盐分。”
“程师傅，您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烹饪吧。”我知道她这是在故意给我设置难题。
程师傅语气坚定地表示：“我无所畏惧她的打击与陷害。在毛主席身边服务了数十年，主席对我了如指掌，深知我的工作态度与技艺。主席曾多次对我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江青不敢轻易对我作出‘坏人’的判定。若她真将我视为反革命，我必将向主席汇报，相信主席必会庇护于我。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江青亦心知肚明。倘若我遭遇囚禁，主席身边的同事均为我的战友与友人，他们定会及时向主席禀报。一旦主席得知此事，我便有望获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犯下诸多恶行，陷害无数无辜者，那时我便坚信她不会有好结局。这些话，我曾与杨银禄同志分享过。”
当然，这一幕仍历历在目：没错，正是在10号楼的厨房中，你曾对我言道，“善者得善报，恶者得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未到”。
那场会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恍若发生在昨日，已然成为我心中难以忘怀的珍贵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