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成为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基地。至于五七干校的起源，究竟是怎样的呢？
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洞察苏联共产党已发生变质，将赫鲁晓夫视为修正主义的典型代表，此后便潜心研究苏联变质的原因，并深思如何在国家内部避免修正主义的滋生。经过对众多资料的深入研究，毛泽东发现苏联的官员普遍不参与劳动，他们位居高位，与民众脱节。更为严重的是，在苏联，党员和干部的职位往往由官员的子女继承，而普通劳动阶级的子女鲜有机会或几乎无法成为党员或干部。
毛泽东经过观察和思考后，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应投身劳动，通过亲身实践，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然而，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尚未找到一种统一的、有效的组织干部参与劳动的模式。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它传承了我军优良的传统；（二）有助于为国家开拓新的农田；（三）能够为国家贡献大量粮食；（四）即便在从事生产的同时，部队仍能保持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对于边疆部队而言，开展生产活动不仅有助于边疆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防建设，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此报告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他产生了由军队转向生产建设的联想，进而构思出一所涵盖各行业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中，学习者不仅能够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知识，更可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体系。这一构想与他在1958年初步设想的人民公社模式不谋而合。
基于此番考量，毛泽东于5月7日致信林彪。信中，毛泽东言道：
军队应当被视为一所庞大的学府，其职能远不止于战场之上。在这里，士兵们不仅能投身于农业与副业的生产，更能够着手创建并运营一系列中小型工厂……
商业界、服务行业从业者，以及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凡具备相应条件的，亦应秉持此原则行事……
这就是“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已将创办军队式“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角色紧密相连。然而，关于具体实施的方法，他尚未形成明确思路。不久，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随即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早在“革委会”成立之先，毛泽东就对国家各级政权机构所存在的庞大与冗余现象深感不满，他早已萌生了精简这些机构的强烈愿望。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请示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国务院各部委机构数量将从原有的90个精简至27个，干部编制总数削减高达82%。在各部委普遍设立“革委会”的过程中，除了部分保留原有部委外，部分部委进行了合并，进而组建了新的部级机构，并设立了“革委会”。由此一来，在中央机关内部，因合并与撤销而产生的富余干部数量进一步增加。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裁减，直接促使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下辖的地、县级机关干部队伍亦跟进精简。随后，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中的干部亦纷纷缩减。尽管当时未对多余干部的具体数量进行统计，但无疑，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如何安置这些被精简下来的干部，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另一点需关注的，是那些遭受打压的干部安置事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批斗的风潮虽已平息，然而众多干部却被迫置身于“牛棚”之中。然而，随着各派造反派将重心转向争夺各自单位或地区的领导权，无人再对“牛棚”中的干部给予关注。
一时间，我国涌现出大量待安置的精简干部，以及众多被安置于“牛棚”中的干部，这些棘手的问题让人深感困扰。
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众多领导为如何妥善安置这些干部而颇感棘手之际，地处边陲的黑龙江省内，柳河“五七”干校犹如一颗新星突然崭露头角。
原来，“黑龙江省革委会”也一直在为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发愁。一开始，“革委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干部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然而，这些工作终究是有限的。完成这些任务后，这些干部便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当时，“革委会”的负责人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将他们集中安排至农村，创办一个农场，维持原有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自我“改造”。经专人考察选址后，最终选定庆安县的柳河作为此类农场的试点，并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命名，将该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在初期运营中进展颇为顺畅。抵达该地的干部们与当地农民建立了真挚的情感纽带，他们的生活与劳作亦受到了农民的热心帮助。在这里，干部们耕种了大量土地，开辟了新垦的荒地，建造了众多新房，同时植树造林，发展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委会亦将柳河“五七”干校的办学经验整理成材料，上报中央。
审视完该份文件，毛泽东于1968年9月30日亲笔批示：“此内容适宜在《人民日报》上予以刊登。众多干部投身田间劳作，此乃他们重新学习之绝佳时机。除老弱病残者外，其余干部均应践行此举措。即便是现职干部，也应分阶段进行下放劳动。”
因此，柳河五七干校成为了毛泽东所认可的典范。各地纷纷效仿，相继建立起众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办在内，亦纷纷在外地寻觅合适的地点，各自创办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1968年“五七”干校起源。
编者的话
2018年标志着文革时期“五七干校”成立五十周年。起源于黑龙江的“柳河五七干校”干部改造模式，迫使那些尚未成年的新三届人随父母远赴边陲农村，历经风雨，这段经历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记。
四十年前，华夏大地上兴起了一种独特的“学校”——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群体被派遣至农村，此行被冠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美名。时至今日，众多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子孙的陪伴下重返往昔下放劳动、思想改造的故地。这种独特的学校，即所谓的“五七”干校；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便是昔日的“五七”战士。
“五七”干校始作俑者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了林彪转递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之后，致信林彪。信中，他强调各行各业都应坚持一业为主，同时学习其他技艺，积极参与农副业生产，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5月15日，中共中央将此信转发至全党。紧接着，第二天，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此举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五七”指示的发布比《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更早一天，这充分证明了它与“文革”的爆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1968年春初，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提出，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精神，筹备一所“五七”干校。紧接着，省革委会召开第76次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柳河“五七”干校，并于5月6日发布了相关文件。5月7日，欢送首批学员踏上前往庆安县柳河的征程。于是，全国首所“五七”干校应运而生。
柳河干校汇聚了504名学员，这些学员主要来自原先的省直机关。抵达干校后，他们遵循“五七”指示中关于“学军事”的教导，实施了组织军事化管理，日常行动战斗化，生活则集体化。学员们的饮食标准参照部队，每人每月定额为12.5元，集体食堂供餐。编制上则根据不同的工种划分为农业、基建、工业、畜牧和后勤五个排。
干校占地3000余亩，致力于耕种，同时亦拓展牧业、渔业及副业，并独立创办了小型工厂。在“五七”战士们日间，他们投身于紧张而繁重的田间劳作，或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道路铺设、饲养鸡猪等生产活动。夜幕降临，他们则以班组为单位，举办学习班、召开座谈会，挑选学习毛主席的语录和报刊文章，并结合劳动与思想实际，进行“斗私批修”的自我剖析。
1968年5月12日，校部精心编印了《五七战报》的首刊。随后，我们集结了一批笔耕不辍的作者，撰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报告全面梳理了柳河干校的创建历程，并以《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为题。省革委会在收到报告后，立即予以批转并下发，同时上报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沈阳军区，并最终由《黑龙江日报》全文刊登。至9月30日，这篇文章荣幸地获得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贡献全新经验》。文中指出，干校“将深入学习和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以改造干部的世界观，践行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作为首要任务”，经实践验证，“‘五七’干校不仅是改造与培育干部的理想场所，更是推动机关革命化、有效开展斗批改的重要途径”。
在那时，《人民日报》于该文“编者按”部分引用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广泛开展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而言，是进行重新学习的绝佳机遇。除老弱病残者外，所有在职干部都应分期分批投身劳动。”
随着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布，全国范围内“五七”干校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柳河“五七”干校的成功经验也迅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高度重视，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各省革委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并落实具体的实施方案，确保毛主席的指示得到坚决贯彻执行。
彼时，黑龙江省盛大召开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誓师大会，会上宣布全省各级县以上革委会均需设立“五七”干校。随后，全国各地纷纷派遣大批人员前往柳河进行实地参观与学习，以汲取宝贵经验。自1968年10月起，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兴办“五七”干校的热潮。
1969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设了《关于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讨论》专栏，首篇便是关于柳河干校的深入报道。截至1970年9月，已有超过1300家单位前来参观学习，累计参观人数高达1.8万人次。
蔓延全国的现象
鉴于柳河模式的深远影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五七”指示的号召。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上的众多干部、教师、专家以及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纷纷被下放到农村，成为干校中的“五七”战士。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以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份均设立了“五七”干校。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及其同事团队亲临河南潢川黄湖农场，与干校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而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也曾被下派至湖北襄樊的国家计委干校，在那里度过了长达五年的时光；现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则曾在江西奉新的“五七”干校辛勤劳作，度过了近三年的艰苦岁月。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往昔中央一级机关在全国各地竞相设立“五七”干校，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江西进贤的中央办公厅干校、湖北咸宁的文化部干校、河南息县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以及湖北沙洋干校等。仅息县一地，就有铁道部、全国总工会、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中科院学部等七个部门集体迁入，形成了罕见的“五七”干校集群。在这些干校下放的知识分子中，汇聚了诸如俞平伯、何其芳、顾准、钱钟书、孙冶方、吴敬琏、冯至、李健吾、卞之琳等众多学术界的知名人士。
在众多“五七”干校的初创阶段，确立生产自给的目标成为普遍追求，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干校的实践尤为突出。这一示范点由汪东兴亲自负责，选址于江西省进贤县的五里垦殖场。该校接纳了1600余名下放干部，涵盖了办公厅秘书局、警卫局、中央档案馆等十多个连队。他们秉持“一颗红心，两只勤劳之手，自力更生，万事可成”的口号。
1969年的春日，学校正式落成，同年便收获了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口，成功实现了粮食、食用油、棉花、肉类、蔬菜的“五自给”。他们还提出了来年实现经费和工资的全面自给目标。他们鼓励学员们迎难而上，接受艰苦的挑战，深入最艰苦的环境进行磨砺。即便是毛泽东主席的千金李讷，也以一名普通的“五七”战士的身份参与其中，并在干校里喜结连理；1972年春，邓小平同志也曾莅临此地，探望了昔日的老秘书王瑞林。中央办公厅干部学校于1979年宣布撤销，其存续时间长达12年。
很快，各省开办的“五七”干校有1497所。仅以河北为例，截止1969年底，全省共办100多所，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又如，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斗士张志新便是被下放在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她在那里开始痛苦的思索，对“文革”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自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我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本次会议对“五七”干校自创建以来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办校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同时，会议强调需深入理解创办干校的重要性，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并致力于将干校的教育事业持续开展。
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领导小组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自两年前成立以来，中央机关共设立了106所“五七”干校，吸引了近九万名干部、一万名工勤人员、五千名知识青年以及三万名家属，共计13.5万人参与干校的学习与劳动。报告亦对干校的未来发展方向、职责使命以及一系列具体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要求各地干校参照执行。
向阳湖难忘记忆
迅速间，“五七”干校这一新兴模式，凭借一项“最高指示”的推广，遍布全国。在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中，鄂南咸宁的向阳湖干校独树一帜，因其汇聚了众多文化名流、文化人知名度颇高，遂成为干校中的“文化象征”。
自1969年至1974年，我国文化部的高级领导干部、知名作家、艺术家、出版人、文博学者、电影从业者及其家属共计6000余人，齐聚咸宁向阳湖，进行劳动锻炼。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支庞大的文化队伍汇聚于鄂南的偏远之地，其规模之大、密度之高，成为了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向阳湖被下放的知名人士包括冯雪峰、沈从文、冰心、郭小川、臧克家、张光年、刘继卣、范曾、刘炳森、周巍峙、陈翰伯、单士元、徐邦达、史树青、罗哲文、周汝昌等，他们都是响彻云霄的“文化符号”。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齐聚荆楚之南的“大门”，实属罕见。这一现象堪称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正如古人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不幸咸宁幸。”
昔时，咸宁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担任驻校军代表，全面负责学校领导工作，下辖五个大队及二十六个连队。文化部下辖各单位大多被整体下放到咸宁干校，可以说，在北京诸多重要文化机构中，几乎都能找到昔日“向阳湖人”的踪迹。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文化人士齐聚向阳湖的现象，堪称独一无二，其他地方难以望其项背。
咸宁干校的总部位于甘棠，其先遣部队于1969年4月12日抵达向阳湖。同年9月26日，首批大批人员从北京启程，奔赴咸宁进行下放；紧随其后，12月19日，第二批次的人员亦陆续抵达；至1970年5月18日，第三批次的下放人员亦随之而来。
学校初创时期，咸宁高中内设有中转站与子弟学校。此外，武昌金口和乌龙泉两地亦设立了家属连。驻守于汀泗桥的第十三连（人民出版社）负责烧制石灰，而位于双溪的第二十六连（新华书店储运公司）则从事煤炭开采。干校的劳动任务主要包括围湖开垦土地，实现粮食、油脂、肉类与蛋品的自给自足；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学习与批判活动，曾在一段时间内深入挖掘“五一六”运动的真相。
经过一年时光，约百名老弱病残者被调往鄂西北的丹江分校。在干校的初创阶段，由北京军区派驻的军宣队负责管理。直至1970年6月2日，这一职责转交给了湖北军区的军宣队。到了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宣告解散，其职能与位于原河北省静海县的团泊洼干校（现隶属于天津）合并。
咸宁干校因文化名流的汇聚，留存下了诸多逸闻趣事，其中酸甜苦辣，滋味各异，不胜枚举。
遗憾的是：在干校期间，军宣队的诸多行为显得缺乏人情味。他们抵达咸宁后，便自诩为“飞鸽牌”，而将文化人称为“永久牌”。文化人家属寄来的少量副食品，竟被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予以没收并公开展示，以儆效尤。当时干校中流传着诸多顺口溜，如“大雨大干，小雨小干，天晴不干——搞大批判”；“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每人一块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等等，无不反映出当时干校生活的种种无奈与荒诞。
趣闻轶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在干校任职期间，先后担任副班长、排长、连副指导员，他风趣地自嘲在咸宁“连升三级”；著名画家许麟庐在向阳湖初期负责放鸭，后来转而养猪、放牛，他幽默地称自己的“职务”越当越重；中华书局的一众学者在干校生活中感到乏味，便围绕谁更“惧内”（即怕老婆）展开讨论，并自发排队组成“惧内协会”（简称“惧协”，与剧协谐音）。
感人的事：干校人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仍保持难得的闲情逸致，刻竹筒，编印《向阳湖诗选》，举办美术摄影展览，彰显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坦荡襟怀。长征老干部冯雪峰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一直到下干校还被挨斗挨批，但他劳动任劳任怨，从不偷懒。当时尽管有的整过他的“大人物”亦遭大难，可他并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曾严辞拒绝别有用心的人要他写整过自己的人的伪证材料，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郭小川在干校受到江青迫害，但他不服高压，后来从成宁转到静海干校，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被视为当时文坛首次唱出的叛逆之歌。
值得关注的历史篇章：自咸宁干校成立之初，众多文化人士便沐浴在周总理的深切关怀之中。他目光深远，明察秋毫，特意指示仅转移干部的粮油关系，而不涉及户口迁移，从而为这些人士未来返回北京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新事物"成历史名词。
自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以来，曾一度盛行的“五七”干校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度，陆续有人开始返回城市恢复他们的工作生涯。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人们以更为批判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文革”期间所谓的“新生事物”，而“五七”干校的光环也随之黯淡。
直到1979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2月17日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寿终正寝，才成了历史名词。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众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于‘五七’干校中从事体力劳动。尽管他们经历了劳动的磨砺，加深了对农村的认识，然而，他们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及科学文化研究之外，错过了在这一领域深造的宝贵时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五七”干校的历史地位，注定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与文化的宝贵篇章，其中“向阳湖文化”更是难得一见的、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源。2000年6月，咸宁市正式成立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成为全国唯一专注于“干校文化”研究的民间团体。研究会致力于编辑出版相关书籍和报刊、制作专题纪录片、发行纪念邮票、建立官方网站，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两年之后，“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荣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称号。
2008年的初夏时节，恰逢柳河“五七干校”创立满40周年之际，昔日的校部负责人战凤翰等18位校友重返母校，心中感慨万千。
“五七”干校不仅未曾被人们淡忘，其记忆也依然鲜活。它承载着对逝去岁月的深切感慨，蕴含着对那段荒谬“文革”时期的深刻反思。愿有更多的人亲临历史现场，感受那份历史的呼吸！
